另外，实务中还有善意消费者与恶意消费者的区分。这种区分主要是针对“王海现象”而来的。“王海现象”是知假买假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王海这样的人是否为消费者，对其主张处罚性赔偿应否予以支持这两个方面。为此，一种意见认为王海这种人为恶意消费者而善意消费者，不属于《消法》调整的范围，当然不适用《消法》第49条的惩罚性赔偿；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认为王海这类人属于消费者，属于《消法》调整的范围，只要符合惩罚性赔偿的条件就应当予以支持。笔者看来，所谓善意与恶意的区分，是从主观方面进行的分类，且主要以事后的行为作为判断标准。这种主观方面的分类标准，即使在理论上还未形成共识，如果在立法上加以规定，其难度可能而知。但是，如果对“王海现象”不加规范，则有损《消法》保护广大消费者的立法目的，也为经营者对《消法》不满提供的借口。因此，有必要进行规范。但不是否认王海这类人不是消费者，而是通过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来限制。对此，将在惩罚性赔偿修订意见中具体说明。

与此同时，经营者也不仅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个人亦应包括其中。基于与上述法人和其他组织亦可为消费者同样的理由，个人经营者与消费者的角色转换，其也会体察经营者的感受，会培加珍惜《消法》赋予的权利，正确行使权利而非滥用权利。

如果这样，就会形成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和谐关系，达到《消法》修订的目的。

（二）关于调整对象--------消费行为

《消法》调整生活消费行为。但到底何谓生活消费行为，则没有明确的法律概念。因此，便出现了对生活消费的不同理解，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归根揭底是因为法律规定的缺失。因此，《消法》修订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当对此给出明确的可操作的规范。这是修订的重点也是难点。从经济学上看，消费有各种分类。有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之分，也有国内消费与国外消费之别。随着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可以相互转化。这样就使得生活消费缺乏稳定性。在此情形下，建议《消法》修订采用“消费行为”的概念，即《消法》调整的对象为消费行为。对于消费行为的界定，建议采取如下的立法技术：概括表述＋列举＋兜底条款。这样规定既可适应现实的需要，又能应对未来的需求。

但是，对于消费行为的范围，要注意与《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的衔接配合，不作重复规定，避免造成法律之间的打架。

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条件和举证责任分配

《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本条是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广大消费者了解、认同《消法》在某种程度就是从本条开始的。有人形象的说，消费者了解《消法》就是知道了本条，即双倍赔偿。另外，“王海现象”之所以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基于本条的诱使。也正是从本条运行的社会效果的角度，理论和实务界将消费者区分为善意消费者和恶意消费者。由此可见，本条影响之大，可谓《消法》的民意基础，是《消法》的脊梁。

但是，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本条的适用条件未必对消费者有利。因为，本条以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为必要的构成要件。对于何谓“欺诈行为”，《消法》没有给出答案。如果按照最高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意见（试行）第68条，即“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之规定，消费者根据《消法》第49条要求经营者承担处罚性赔偿责任，须举证证明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即经营者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消费者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试想，一个普通消费者要证明这些内容的存在，谈何容易。在某种程度上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本条表面上看是消费者的权利，消费者的利剑，实则是经营者的权利，经营者的无敌盾牌。这种结果与《消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特别法地位极不相称，或者说是违背《消法》价值取向的条款设计。基于此，本条关于欺诈行为之修订可以采取以下办法解决：其一，仍以现行欺诈行为规定为基础，但要规定是否存在欺诈行为由经营者负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或者其二，参照《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将本条修订为：经营者提供不合格的商品或者服务或者提供明知是不合格的商品或者服务，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x倍的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