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宝琛，石油化学家。山西霍县人。１９４９年获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化工系科学博士学位。后任该院研究员。１９５１年回国。历任石油部设计局室主任、工程师，石油炼制研究所筹建处副总工程师，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六十年代组织完成延迟焦化流化催化裂化工艺的研究；七十年代初主持完成了提升管催化裂化的研究，均已被采用。撰有《提升管催化裂化》、《催化裂化吸收脱吸的工艺计算》等论文。

摘自中国化工网：《武宝琛：中国炼油发展史上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作者：李再婷 2006-06-12

在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庆祝建院50周年之际，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炼油发展史上值得一书的一位科学家——武宝琛博士。

辞去麻省理工学院工作
满怀爱国热情回到祖国

武宝琛20世纪40年代留学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获科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年，他满怀爱国热情，辞去了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冲破美国当局的阻挠，偕夫人及仅3个月大的女儿从美国坐船回到中国。回国后，他先在当时的石油管理总局工作，1953年任石油设计局工艺室主任。在此期间，参加了上海炼油厂改建设计、抚顺页岩油大型蒸馏试验、正庚烷脱氢环化制甲苯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并主持编制了石油炼制工艺计算图册，这个图册在设计和教学上得到广泛使用。1955年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的前身石油炼制研究所筹建之初，他调任首位副总工程师（当时无正职）。
我第一次见到武宝琛，是在1956年北京石油学院举行的毕业考试。我们毕业生都必须参加国家的答辩，武宝琛是当时的主考。我分配到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建立一套小型催化裂化装置。当时研究院还没有建成办公楼、实验室和中型厂房。那时武宝琛的办公室为现在一号楼一层的小南房，小型催化裂化装置则建在该套住房的大北房。我得以与他有所接触。
武宝琛任筹建处副总工程师期间，不仅规划整个炼油的科学研究，还对最早的炼油楼及原油楼的建设提出了建议；不仅对科研设备、科研秩序包括操作记录、研究报告等提出具体方案及要求，还兼了一个研究课题。此外还在石油管理总局领导的指示下，引介归国留学人员参加研究院的工作，其中有林正仙、闵恩泽、陆婉珍、程之光四位自美国回来的博士，以后这些人都成了石油炼制的专家、学科带头人。1956年，武宝琛被评为石油工业先进生产者，出席了代表会议并领受奖章。

被打成右派仍矢志不渝
为祖国奉献炼油科技金花

1957年，武宝琛正满怀壮志筹建研究院时，反右斗争开始了。当时他曾按照一位领导同志的要求，起草了一份成立学术委员会的文件，而这份文件被无端指责为向党夺权的行动纲领，武宝琛本人也被划成了右派，撤销了筹建处副总工程师的职务。
石油化工研究院成立后，他被分配在第二研究室热加工组，从事具体操作。在此期间，他与热加工组的技术人员及工人相处融洽。虽然精神上受到重大创伤，但他仍不忘为发展我国的炼油工业尽心尽力，开发炼油新技术。延迟焦化就是在他带领下经过亲自实践的中试研究，然后进入工业应用的。这项工艺是在原来间歇式焦化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外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延迟焦化能把原油中最重的残渣油加工成汽油、柴油、中间馏分以及工业不可缺少的石油焦。它生产过程连续，加工能力大，轻油收率高，操作劳动强度和生产条件大为改善。武宝琛意识到我国原油中重油含量高，需要发展加工渣油的先进工艺，加上自己在二室热加工组劳动时已经进行过探索研究试验，因此他认为我国有望采用国内自己研究开发的成果用于工业生产。
1960年，武宝琛被摘去了右派帽子，先后担任第二研究室题目组长、主任工程师及室主任，后来任院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961年，他提出建议：“延迟焦化工艺是渣油加工方向，应长期深入研究和发展下去。”他和谢继玄等建成了延迟焦化中型试验装置，取得了工业装置需要的设计数据，推动了这一工艺的工业应用。后来石油部把延迟焦化工艺列为“五朵金花”之一。
在工业装置设计、建设和试运过程中，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的技术人员密切配合设计单位和工厂，攻克了水力出焦的技术难关。1963年底，石油二厂30万吨/年延迟焦化装置一次投产成功。该工艺被国家科委评为1963～1964年科技重要成果。延迟焦化至今仍为炼油工业中不可缺少的加工渣油的工艺。它的成功开发与武宝琛的高瞻远瞩和亲自实践是分不开的。

主持流化催化裂化技术研究
建成我国第一套工业生产装置

1962年，石油部召开了炼油科研会议，研究制定了炼油科技发展规划。会议决定，要在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炼油技术的基础上，依靠国内自己的技术力量，尽快掌握流化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以及有关催化剂、添加剂等五个方面的先进工艺技术（称为“五朵金花”），作为炼油科技发展的重点攻关项目。
60年代初，我国为了打破国外封锁，甩掉“贫油国”的帽子，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石油大会战。大庆油田开发后，虽然原油产量上去了，但由于其重油含量高，轻油馏分少，汽油馏分辛烷值很低，不能直接作为车用汽油，因此只有发展重油二次加工技术，才能有效利用资源，生产出满足经济建设的优质油品。可我国当时炼油二次加工的工业装置能力不足，技术落后，只相当于国际二三十年代的水平。如果不迅速开发炼油工艺，我国炼油工业将无法适应国家建设的要求。
流化催化裂化是用重质油生产轻质油，特别是高辛烷值汽油的工艺，是一种在世界炼油工业中发展最快，在炼油工艺结构中最复杂也是占比重很大的二次加工技术。
1962年初，石油部决定迅速开展流化催化裂化技术，尽快在石油二厂建设一座年加工能力60万吨的流化催化裂化装置，并指令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负责进行大庆原油馏分油的流化催化裂化工艺研究，为设计提供工艺数据。
武宝琛当时任第二研究室主任，主持了该项研究工作，于1964年建成了一套模拟工业装置。这套催化裂化中型试验装置，仪表控制的处理量为0.36吨/日，采用床层反应器。经过多次试验，取得了大量的试验数据，起到了摸索条件、指示方向的作用，为大型工业装置制定了试运方案，确定了合理操作条件，并为石油二厂技术人员及操作工人在研究院中型装置上进行培训，为工业装置培养了一批操作骨干。
当时国内尚未开发出用于流化催化裂化的微球催化剂，装置开工时从国外购买了3A硅铝催化剂。由于是第一套流化催化裂化开工，未能取得国外开工时常用的平衡催化剂（经过工业装置运转，催化剂活性稳定），而只能用新鲜的3A硅铝。新鲜催化剂的活性很高，容易产生催化剂上的炭堆积，循环再生时，瞬间会放出大量热量而烧坏设备和催化剂。在武宝琛的主持下，开创性地在小型装置上对新鲜催化剂进行了工业装置进油前自身能达到的低温水蒸气减活，再用轻柴油进料过渡到重油进料的试运方案，并在中型装置上进行验证。
第一套流化催化裂化装置在石油二厂开工期间，武宝琛率领研究人员日夜工作在现场。由于时间紧迫，实施开工方案时工业运行几乎与中型试验同步。武宝琛每晚与研究院中试的同志互通电话，用中型结果实时供工业装置调整操作。在石油部的统一指挥下，1965年5月，装置试运投产一次成功。这项国际先进的炼油技术在我国开发成功，也是研究、设计、工厂、设备制造等单位通力合作的结果。该项技术被国家科委评选为1965年科技重要成果。

“文化大革命”再受冲击
主持研究提升管催化裂化技术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1957年受到过冲击，武宝琛不可避免地遭受了这场劫难。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之声不断。我们这些在他领导下的技术人员则被强烈要求揭发批判他。我记得一些人曾要求我揭发他是否有与国外联系的事情，企图给他戴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我只说了我知道的事情：他曾向某催化剂公司索要过裂化催化剂样品。这些人知道这不能构成罪名，只能作罢。后来我去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对武宝琛在院里的详细情况就不太清楚了，只知道他被关押起来，接受批判审查和劳动改造，我想他一定又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
1972年，我由干校回研究院后得悉，武宝琛已被“解放”并参加科研工作。那时，他建立了我院第一套用于分子筛催化剂的催化裂化微型反应装置，包括配套的色谱。虽然刚被允许参加科研工作，他仍甘愿冒风险提出了将床层流化催化裂化改为提升管催化裂化的建议,为新发展的分子筛裂化催化剂的工业应用开辟道路。科学技术是在不断创新前进的。提升管催化裂化是60年代中期首先在美国开发成功的新工艺，它与以前的流化催化裂化工艺相比，具有汽、柴油收率高，焦炭产率低，液化气中烯烃含量高，生产灵活等优点。武宝琛的建议获得了当时研究室领导陈祖庇的支持。在武宝琛的主持下开始了研究试验。1973年，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建立了一套处理量为0.24吨/日的中型提升管催化裂化装置，开展了大量的试验研究，1974年在玉门炼油厂建成了中国第一套12万吨/年提升管催化裂化装置。工业试验结果，汽油及柴油的产率比流化床催化裂化又提高了4.5%, 生焦量降低2%，产品质量明显提高。接着与有关单位合作，将石油二厂的流化催化裂化装置改造成提升管催化裂化装置，使其年处理量由60万吨提高到90万吨，在效益上取得了与玉门炼油厂相同的结果。这两套工业装置的试验成功，为我国催化裂化装置改造和提高技术水平提供了技术数据和经验。此后，武汉、荆门、独山子、九江、乌鲁木齐、石家庄等炼油化工厂又相继改建或新建了提升管催化裂化装置。1978年这项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目前，我国应用床层反应器的流化催化裂化装置均已改为应用提升管反应器，迄今已有上百套的提升管催化裂化装置在各炼油化工厂运行着，国内车用汽油80%为提升管催化裂化装置生产出来的。

在科研设备引进中做高级技术顾问
协助领导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有一次，武宝琛在美国的一位故友来到中国访问，提出要会见武宝琛。出于对外工作的需要，院里派人去武宝琛家了解情况，看他家是否适于接待外宾。令人惊讶的是，当时他连床都没有，而是睡在两个拼凑的箱子上。直到此时，为了接待外宾才在两室无厅的家中置办了一些简单的家具。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国逐渐走向开放。1978年，石油部拨款1150万美元为研究院引进科研设备。研究院专门成立了科研设备引进小组，由研究院前副院长林风带队，武宝琛任顾问，我有幸成为小组成员。1979年4月在邓小平访美后不久，引进小组赴美，与Fluor工程公司合作，签订进口合同。进口合同不是委托美方公司代办，而是由Fluor公司联系，小组成员实地考察美国各石油公司的中小型科研装置。目标确定后，小组成员参加了工艺设计、设备及仪器采购，并参与计算机软件的设计。这期间，共引进了加氢装置、ARCO催化裂化装置、常减压连续蒸馏、中小型催化裂化装置的各类仪表、计算机实时控制系统及数学模型等。武宝琛作为高级技术顾问对协助领导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后来，引进小组完成任务回国后，我遇见时任中石化国际事业公司总经理的王振华，他说中技公司的领导赞赏研究院派出的工作组是最模范的，所有成员既是业务骨干又都懂英语，全是干实事的。这是当时负责我国进出口的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派工作组去美国调查各个合同执行情况后得出的结论。这些引进装置及设备在80年代甚至至今仍为科研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退休赴美工作期间
时时牵挂中国炼油技术的发展

1982年，武宝琛已过了退休年龄，他收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老师 H.C. Hottel的邀请，请他返回母校工作一段时期,并共同发表武宝琛当年的博士论文。对青年时代求学时的怀旧之情和对始终挂念他的远隔重洋的老师的知遇之恩，他接受了这个邀请。
在此之前的70年代中期，H.C. Hottel先生就打听过武宝琛的情况。当时，美籍华裔科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主任韦潜光（James Wei）来研究院访问并座谈，他是最先提出集总（lumping）概念的人。我参加了座谈会，期间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麻省理工学院的知名燃料专家、终身教授 H.C. Hottel先生委托他了解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武宝琛的情况。当时与会者因为没得到领导授意，无人敢于回答，不知韦潜光事后是否从会下得到了答案。
武宝琛在美国工作期间，仍然时时想着国内炼油技术的发展。他联系了将研究院开发的重整抽提模型输出国外；推动了将当年国际上最先进的Aspen炼油化工软件的引进；亲自主持编制大庆石总厂乙烯全套装置和镇海炼化合成氨全套装置的流程模拟程序；对国内派到Aspen公司参加建立模型工作的人员热情接待和认真培训。
武宝琛今年已是85岁的高龄。叶落归根，几年前他与夫人回国定居。
武宝琛的一生虽然受过不少委屈，但即使在逆境中他仍坚持工作，努力创新，对我国炼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不应忘记他为炼油科学研究付出的艰辛！祝愿他拥有一个舒心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