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宝琛论清流党(一)

周育民

“不须远溯乾嘉盛，说着同光已恍然。”[1] 这是陈宝琛在清王朝正趋灭亡的辛亥年（1911）春天写下的诗句。星转斗移，朝代兴亡，仕途沉浮，给他留下的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在他已觉恍然的同光时代，他究竟做了些什么？给历史留下了什么印迹？却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和探究的。

一、清流要角

陈宝琛（1848－1935），福建闽县人。曾祖陈若霖乾隆丁未（1787）年进士，历任知府、四川盐茶道，官至云南、广东、河南、浙江巡抚，湖广总督，工部、刑部尚书，至道光十二年（1832）卒。祖父曾景亮官至云南布政使。父亲承裘任刑部郎中。在这样显赫的官宦人家中，陈宝琛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同治四年（1865），宝琛中举人，三年后，中进士，在翰林院供职，“校书中秘，粗窥柱下之典章乘传”。以后又充日讲起居注官，任右春坊右庶子。至光绪九年（1883）又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但第二年因丁忧守制回籍，直到二十五年后才重新回京师任官。

陈宝琛进入仕途之时，正是清王朝标榜“新政自强”的同治、光绪时代。刚刚从镇压太平天国和各地民众起义烽火中喘息下来，清王朝又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经过长达二十余年的内战，民生凋敝，吏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满汉地主阶级之间权力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各派系之间围绕着统治权力的分配以及如何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矛盾重重，斗争激烈。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独裁权力还处于向慈禧太后集中的过程中，她还无法完全控制朝局。在这种特定的政治形势下，从翰林院中涌现出了一批勇于议政、抨击时弊的文人，“几几有元祐之风，一时遂有清流党之目”[2]。陈宝琛即成为清流党的重要人物。“当是时，公（陈宝琛）与宗室侍郎宝廷、张学士佩纶、张文襄之洞并以直谏有声天下，想望风采，号为清流。”[3]

陈宝琛并不是所谓翰林“四谏”之一[4]，在清流党中，交往最密的是张之洞、张佩纶。张之洞、黄体芳于同治二年（1863）入翰林，四年之后，陈宝琛、宝廷同入翰林，因此，陈宝琛与张之洞“订交最早，情文相生”[5]，“接膝京师，谬引同志”[6]。至1882年初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他们之间有长达近十五年的密切交往。宣统三年，因张之洞竭力推荐，陈宝琛官复原职。不久，张之洞在京去世,他悲痛异常，在祭文中写道：“吾之交公也以天下，哭公也亦以天下，而无所谓私。独以三十年之离索，犹及生存数面，濒老一诀，差亦非人之所为。”

同治十年（1871）张佩纶入翰林，陈宝琛与他的友谊与日俱增。仅以张佩纶《涧于日记》光绪四年（1878）十月上旬的记录为例，即可见一斑：

十月初一日： 夜。伯潜（陈宝琛字）前辈来谈校《文文忠祥传》。

初四日： 早过伯潜前辈、实孚、汝翼，均少谭即返。

初五日： 晚伯潜前辈至，……去已月午矣。

初八日： 晨过伯潜。

初十日： 与伯潜夜谭。

这样频繁的往来，彻夜长谈，可见情义深笃。1903年，张佩纶去世的消息传来，陈宝琛痛哭流涕，“特千里唁之”：“雨声盖海更连江，迸作辛酸泪满腔。一酹至言从此绝，九幽孤愤孰能降！”[7]“君才十倍我，而气亦倍之”[8]，为张佩纶的遭际而惋惜、而悲愤。

二张系军机大臣李鸿藻最为亲信之人。当时人“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之谐音）头，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9] 从陈宝琛与二张的关系看，在重大问题上不可能不受李鸿藻的影响。陈宝琛十分清楚，“与文正（李鸿藻）常过从者，为二张，文襄与蒉斋也。二君与文正，或为戚属，或为前后辈，谊不能自远”。他自称“生平谒文正仅三次”。虽然如此，“沧趣（陈宝琛书斋名）之于光绪初年朝局，其分野何属，似未能脱离高阳（李鸿藻）、二张之范围也”[10]，这个论断大体上是正确的。

与陈宝琛气类相投的还有宝廷、吴可读等。这是两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物。吴可读《请免外国使臣跪拜疏》向来被视为顽固派的代表作，其实它充满了机智、讽刺和作者的个性。它完全使用了顽固派的语言和逻辑，却推导出了与顽固派截然相反的结论。接着又主张“其事又不足以争”，“度吾时未可与争，势未可与校，则当求吾自强之道。”而这“别求自强之道”，正是洋务派的主张。这份奏折以嘻笑而荒诞的语言、敏捷而机智的思路满足了顽固派与洋务派双方的需要，解决了盈廷聚讼半个多世纪而迫在眉睫的外交难题，功不可没。光绪五年（1879）他又以尸谏请为穆宗立嗣，给慈禧太后出了个大难题。陈宝琛对吴可读的风节十分佩服：“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有“我交侍郎恨已晚”[11] 之句。宝廷“生平多欲程朱之书”[12]，但生活放荡不羁，淡于功名利禄，最后以游妓自劾罢官。陈宝琛认为他“数年来忠谠之言，隐裨朝局，亦中外所知也，当不为一眚所掩。”[13] 宝廷晚年生活落魄，饮酒过度，宝琛劝他“垂老可应思止酒，无官端不为忧贫。”宝廷死后，宝琛思念老友，还想再看一下宝廷留在鼓山上的题句，竟寻觅不得，意甚怆然，“国门一出成今日，泉路相思到此山。……飘零剩墨神犹攫，剔遍荒苔夕照间。”[14] 在宝琛悼念张佩纶的诗句中，还把宝廷与张相比较：“竹坡（宝廷字）最坦率，君亦任纯真”[15]，可见交谊之深厚。宝廷与二张的关系也相当密切，由其子寿富受业二张门下可见一斑。

陈宝琛在翰林院期间，主要就是与这样一些清流名士密切交往，互相提携，砥励气节，抨击时弊。这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徐一士谈到，“陈于同治入翰林，光绪初年，与之洞及张佩纶、宝廷等同为清班中最以敢言著者，主持党议,风采赫然，锋棱所向，九列辟易”[16]。他们的政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流党人的基本政治倾向。

二、词苑直臣

陈宝琛在翰林院期间，几乎参与了清流党所有重要的活动。他的主张，基本上体现了清流党对如何摆脱当时清王朝内忧外患困境的回答。

第一，提倡士大夫气节，整肃纲纪。“光绪初元，孝钦后秉政，任用老臣，湘淮军帅，皆守重镇。政荒吏嬉，民滋不安。”[17] 加以捐班充斥，吏治更加腐败。“清流”就是针对这股“浊流”而兴起的。陈宝琛认为，对官吏的奖惩处分，“轻重之间，有关臣僚风气甚巨”。他与其他清流一样，把整肃纲纪视为要务，即便是君父懿旨，如有不合，也敢于“抗疏沥陈”。他指斥副都御史程祖浩“见一尚书侍郎卑躬屈体”，“其意气风骨均不足以表率台僚”。“风宪之地，纲纪攸关，诏书诰诫，必及言者。倘使柔媚者据高位，则在下科道诸臣相习成风，志气衰靡，日即消亡，必至无一人敢言。”万青藜以“三经参劾之身而 然为六曹长”，“以顽钝无耻之人，背公营私之辈，既不足以董正僚属，又安望其长育人才。”两江总督刘坤一“嗜好过深，广蓄姬妾”[18]。即使对军机处大臣宝鋆，也公开指责他“屡次请假在危疑扰攘之时，畏难巧卸，不恤成败，接见僚属，谈笑恢谐，全无至诚忧国之色。”[19] 庚辰午门一案，尤显陈宝琛犯颜直谏的勇气。光绪五年（1879），慈禧遣太监去醇王府送礼，太监违制出午门，为值日护军阻止。太监恃势动武，并向慈禧诬告。慈禧便向慈安“哭诉被人欺侮，谓不杀此护军，则妹不愿复活。慈安怜而允之。”刑部在两宫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曲法拟流”[20]。但慈禧仍觉所判太轻，命将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赦，右庶子陈宝琛决心“上书极谏”，左庶子张之洞也表示支持，另片上奏，并劝宝琛“措词不宜太激”，张佩纶则认为“精义不用可惜”，宝琛遂仅“改正义为附片”[21]，原疏抗争，认为“二百年中，但有太监犯罪而从严者，断无因与太监争执而反得重遣者。”因此，“本朝宫府肃清，从无如前代太监假威福之事，”要求特旨饬谕内务府约束太监，“如有骄纵生事，不服稽查者，必当从严惩办。”附片更奏请慈禧太后收回成命，不再加重处罚午门兵丁[22]。当时恭亲王奕訢“手张、陈两疏示同列曰：‘此真可谓奏疏矣！’”[23] 疏上之后，如石投水，留中数日后，慈禧太后终于改变态度，“谕此案可照原议，毋庸加重。”陈、张奏章虽然没有改变刑部在慈禧太后淫威下“曲法”的结果，但毕竟对其肆意妄为有所扼制。

第二，支持洋务运动。据何刚德回忆，“当中法未战之时前，陈弢老正在提倡清流，于洋务极意研究，曾借译署历年档案，而属余分手钞之。”[24] 陈宝琛的洋务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光绪七年（1881）写的《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中[25]。他充分论述了办洋务的重要性，认为“洋务至重也，办洋务至公也。以至公之心，办至公之事，非遍天下人知之，合天下人谋之不可”。因此，“务使朝廷上下尽识夷情”，在这“既开数千年未有之局”中，“图数千年未有之功”，表现了他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针对举国上下对外国时事茫然无知的情况，陈宝琛把“知外事”列为洋务六事之首。他还对清政府的外交机构设置、人才选拔、外交政策制订程序等提出了一系列颇有价值的建议。他认为，总理衙门大臣由军机大臣兼任有“操纵难施”、“才力不及”之弊，应改设通商院，“位六部下，理藩院上”。总理衙门章京改为曹属，“与其按国分股，不如因事立司，责任较专，规制亦协部曹。”其司职人员，“无非熟于洋务之人。”他建议，“嗣后各国修约期近，明诏中外臣工，令咸得条议，或人自为议，或数人一议，不议者听。部院司员、外省官绅具说帖呈长官代奏。”这样集思广益，其利有四：一是“聚天下俊才各抒所见，必有以补总督诸臣智虑所不及。”二是“外国决疑定计，必下议院。《烟台条约》借口商情不便，至今未行。则彼有所求，我亦可援臣民之言以折之。”三是可以“破除成见，屏黜空言，风气日开，人才辈出。”四是朝廷“即所议之优绌，别其才识之浅深，以备缓急之用。”这种决策民主的思想是陈宝琛从西方议会制度得到的启示。他急切地希望进一步了解西方，认为“今日情势，中外交涉之事，有日增，无日减，所最急者，能周知情伪之人耳。”中国在外仅二、三使臣，学童出洋“易为异俗所化”，主张派翰林院中“年力强盛、志节端亮者或十人或十数人，给其廪饩，留其资俸，令游历各国，毕觅其山川政教土俗民情”，“如是则十数年后必有一二卓绝者明审彼中情伪而得所以驾驭之方，则洋务永无乏才之虑也。”清流党人的用世之心，跃然纸上。他还针对中外“斗争词讼之事”日益增多的情况，建议“参合中西律意，订一公允章程，商布各国，勒为科条”。这一主张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侵略者的治外法权，但对于克服“华人用华律、洋人用洋律”，“洋律畸轻、华律畸重”的弊端，促使我国法律的改革与进步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八十年代初，陈宝琛又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自造铁路”的主张[26]。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陈宝琛代刘铭传所拟的《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27]中高度肯定了建筑铁路对于国家经济和国防的重要意义。奏折指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在国防上，“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 在经济上，“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厘卡可以酌裁，并无洋票通行之病，裕国便民之道，无逾于此。”奏折大胆地建议，建造铁路的资金，可以通过筹借洋债来解决。这份奏折递上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导致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大论战。

对于顽固派之误国，陈宝琛痛心疾首。在《请收回琦善专祠成命片》中，陈宝琛强烈地抨击了顽固派，“设当初起时，琦善稍有人心，力图搘拄，则彼方畏威怀德之不暇，何至侵陵觊视，日甚一日，蔓延而不可收拾也。”“今天下议论洋务者，言及琦善二字，虽孺子小夫，莫不疾首痛心，同声唾骂，目之为祸国之罪魁。”[28] 奏片之起，虽然是因陕甘总督杨昌浚奏准为琦善设立专祠之事，但从当时顽固派竭力阻挠和反对、以至朝廷明令“铁路断不宜开”来看，陈宝琛此片的确是有感而发、有愤而发的。中国大规模兴建铁路的计划整整推迟了十多年，失去了自主建造铁路的机遇。

第三，坚持抵抗外来侵略。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中国边疆危机普遍发生之时。围绕着如何掌握外交主动权以摆脱危机，清流党人的立场既不同于顽固派昧于大势、盲目主战，也不同于奕訢、沈桂芬、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忍让妥协的路线。

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台湾，之后又入侵琉球。1879年乘中俄伊犁交涉之际，日本吞灭了琉球，随即又把侵略矛头指向朝鲜。这使清政府重新面临“海防”与“塞防”如何兼顾的问题。有不少人主张与日本迅速了结琉球案，通过向日本示惠忍让以瓦解日俄联合，从而赢得与俄国在伊犁交涉上的成功。陈宝琛全面分析了中、日、俄三国间的外交形势，认为“中国之力终不能禁日本之通俄，日本之亲我与否，亦视我之强弱而已。中国而强于俄，则日本不招自来；中国而弱于俄，虽甘言厚赂，与立互相保护之约，一旦中俄有衅，日本之势必折而入于俄者，气有所先慑也。万一中国为俄所挫，倭人见有隙可乘，必背盟而趋利者，又势所必至也。”也就是说，无论中国与日本有无盟约，日本趁中俄交恶之际扩张势力势所必然，因此，中国首先必须“专意俄事”，然后“拥未撤之防兵，待将成之战舰，先声后实，与倭相持。”他把收复伊犁，“匡复琉球”，视为“中国自强之权舆、洋务转折之关键也。”[29]这是一个塞防与海防并重、以塞防促海防的外交方略。

但正是在这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崇厚却与俄国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自然引起了清流党以及清政府中其他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陈宝琛、张之洞、张佩纶等坚决主张惩办崇厚、重订条约。陈宝琛有关这一事件所上奏折，《陈文忠公奏议》只收入《论俄事界务商务宜并争折》、《附陈俄军情形片》、《请明功罪以示劝惩折》三件，但实际上，陈与二张的奏疏是一体的。据陈宝琛回忆，“自俄事起，公（张之洞）及张幼樵（佩纶）侍讲与余三人，累疏陈言，各明一义。公构思稍迟，侍讲下笔最速，三人不分畛域，或公口占而侍讲属草，或两公属草而余具奏，或余未便再言而疏草由两公具奏。”[30] 三人“前后二十余上，卒将崇厚所订十八条全废。”[31] 清政府最后改派曾纪泽与俄重新谈判，多少挽回了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和一次重大失败。俄事交涉的转机，也使清政府转变了对日本的态度，废除了中日间达成的初步妥协。

为了加强塞防和海防，光绪七年（1881）二月，陈宝琛又呈递了意义重大的《论东三省、台湾宜慎简贤能折》，建议在东三省仿行内地的制度，将军加督抚衔，以便为满汉官员兼用，福建督抚同城，将巡抚移驻台湾；新疆底定之后，“宜早建行省，以策久安。”[32] 台湾、新疆于1884、1885年相继建为行省，而东三省直到日俄战争之后才改建为行省。

1883年，法国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刘永福率黑旗军在前线浴血抵抗，清政府则举棋不定。陈宝琛批评政府“谋越太疏、御法太怯，先机屡失”，坚决主张立即出兵支援刘永福，“设令援绝力穷，在越南则坏其长城，在中国则失一前敌，因循坐误，虽悔何追！”[33] 他深刻地分析了中法必战的原因。第一，法国之侵占越南，目的在于进一步入侵中国，“假如法竟有越，则琼州孤岛，唾手可取，广东各口，一苇即达。”第二，如果中国示弱于法，列强的“日肆凭陵”将有增无已，“沿海之边隅皆越南也”，“环瀛之雄国皆法人也”。第三，“外侮不祛，内患将作”，洋务自强失去其实际意义。第四，中国具有战胜法国的有利条件：法人新得越南，人心未附；法兵伤歼甚众，兵力不厚；法人兵费十倍于中国，饷源难以为继。他告诫清政府，“舍战而言守，则守不成；舍战而言和，则和亦必不久。道咸以来，覆辙具在，不远之鉴也。”[34] 但是清政府并没有改变以守求和的外交方针，掌握最高统治权力的慈禧太后则利用前线失利的形势，清除恭亲王奕訢的势力，并采取“使书生典戎，以速其败”的阴谋，向清流党开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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