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看到这里，我相信多数观众都会和我一样，为编导捏一把汗！生花妙笔莫非能把一件好事，也给写成坏事？而在接下来的好戏中，你会由衷信服：这个刘和平还真有这等本事——

随着剧情的发展，“改稻为桑”这个看似英明的国策，就出问题了。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太急”。推行这项国策的人提出了“改稻为桑，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的目标，第一年就要织出五十万匹丝绸，而且已经与洋人签订了出口合同。典型的政绩工程啊！尽管当时的官员还不善于以“亲民”为口号，打出“为老百姓办几件实事”的旗帜，但做事已经胆气十足了。为了推行国策，官府竟派士兵骑着战马（还好没有坦克装甲车）去踏农民的秧田，终于引发了群体事件，杭州郊区的老百姓到总督府集体上访。看来编导们多少是知道人民公社的那些事儿的：“以粮为纲”，就放牛去踏棉、麻地；“以钢为纲”就全民上山砍树，大炼铁疙瘩，秋收时硬是不让社员下山收庄稼。所以，这个情节，年纪轻一点的人，可能觉得是瞎编，但高举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人，自然是能够产生丰富联想，读懂其中深刻含义的。

“改稻为桑”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土地兼并”：要保证丝绸的规模生产和质量问题，必须解决原料生产的规模经济问题。所以“改稻为桑”必然涉及土地的兼并，而土地兼并的问题，历来为中国封建统治者所担心，担心无地的农民闹事。如果古人能够像现代人这样，在土地兼并的同时，辅之以合理的补偿和就业人口的转移，本也无事。但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是想不出现代人的办法的。因此，编导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商人为了降低土地兼并的成本，与政府官员勾结，通过行政权力来压低土地价格，而这一项勾结的背后，是政府官员从中瓜分相当份额的巨大利益，所谓少数人吃多数人，再少也是多。这不禁让人想起前些年某些城市，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谈好了土地价格，然后不惜动用公安甚至“黑社会”强行拆迁，旧城改造成为不断引发上访群体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有意思的是，推行“改稻为桑”的一派，高举推行国策的伟大旗帜，雷厉风行，敢做敢为，大刀阔斧，义正辞严。而他们的改革措施，却激起了有良知的官员的反对与阻挠，由于不便与皇上钦定的国策作对，“改稻为桑”的反对派，一方面以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另一方面又只能玩弄阳奉阴违的柔中之术。这场博弈成了一场明枪暗箭的党争。

“改稻为桑”出的第三个问题是：经济问题政治化。胡宗宪是严嵩的弟子，但他有大局观念，且行事谨慎，原本是能把“改稻为桑”处理好的，但太子党却派谭伦督战，把局面搞乱了，使胡宗宪腹背受敌，左右为难，成了风箱里的老鼠，最后只好下课。接下来，严世藩又想加台盟力量，又为了避嫌，派出一个不谙世事，完全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的高翰文，就彻底把事情搅黄了。任何事情，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人划线，问题必然复杂化。互相掣肘的结果是，不能做的事，做不了，能做的事，也做不了了。

“改稻为桑”出的第四个问题是：官场问题外部化。官场争斗一旦到了白炽化的阶段，各方出手都趋向于斗狠，因为对失败的恐惧，非致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就成为理性选择。为了嫁祸于人，郑泌昌、何茂才不惜放走倭寇，放火劫狱，诬陷通倭。但这也是一着险棋，把外敌都请出来当棋子了，难怪郑泌昌对何茂才说：“这可是最后一步棋了。做不好，你和我就自己坐到囚车上去吧。”

一个问题在延续的过程中，往往会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何况一系列问题在互动的过程中，不知会繁殖出多少问题。于是，“改稻为桑”的结局就不难预见了。淳安、建德两县被淹，马宁远等四人问斩，胡宗宪被迫辞去浙江巡抚，郑泌昌、何茂才处决，沈一石放火自焚，杨金水疯了，高翰文被囚禁……原本是一项向自然要资源的经济活动，最终却变成了向官场要命的斗争。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大国来说，一些好的国策，之所以最终成为一场祸国殃民的灾难，往往不是动机不好，而且规则过于粗疏，国策本意中可能对多数人带来的利益，往往容易被某些有权者或少数人瓜分（经济适用房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典型例子），而国策的弊端往往在被放大之后，全部落在了弱势群体身上，甚至一切不良的后果，最终还会归咎于制定国策的人。

警世通言——

好的政策会因为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争夺而成为不好的政策。

知道卖力者的好处在哪里，是政策制定者必须事先了解的事情。

（2007年7月12日11：35于北京中海雅园丽都阁1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