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性格

　　□记者 吴海云

　　当瑞典文学院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消息传出，全世界守候在电脑前准备发稿的记者们都松了一口气。总算，这一次不用陷入失语的焦虑和评论的慌乱，今年的得主不再是一位之前闻所未闻的作家，而是一个早在20多年前就已享誉全球的文豪。

　　然而巴尔加斯.略萨的获奖，虽然避开了人们对诺贝尔文学奖日益"冷门"、"边缘"的质疑，却又正中人们对这一奖项"过于政治性"的判断。

　　新世纪以来的诺贝尔文学奖

　　 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几乎每一次揭晓，都会引发一场人们对其政治性格的浩浩荡荡的讨论。

　　单从2000年以后说起。2001年获奖的印度裔英国籍作家奈保尔，原本就是一位饱受争议的公共政治人物。奈保尔的创作是"后殖民地文学"的典型代表，既反映后殖民社会的人民那种根基丧失、归属不定的虚无感和无根感，也关注后殖民地边缘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的；中突。瑞典文学院在解释奈保尔获奖的原因时称"奈保尔是康拉德的继承者"，而康拉德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政治性的作家。在诺贝尔评审眼中继承了康拉德衣钵的奈保尔，其关于印度、非洲和亚洲穆斯林不客气的书写，明显沿袭了康拉德以经典的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口吻对"野蛮"之地进行的叙事。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匈牙利犹太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消息传到匈牙利国内，不但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位同胞，连许多文学教授、评论家都哑口无言。这位在当时只能用"名不见经传"来形容的作家是奥斯威辛的幸存者，一辈子都在写集中营。当时媒体只好这么解释：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会选择凯尔泰斯.伊姆雷，一方面是因为2002年的巴以冲突，另一方面是因为捷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在那一年获得批准、将于两年后加入欧盟的行列。

　　南非作家库切在次年的获奖又一次应和了"诺贝尔文学奖等于政治奖"的调侃。1993年，南非白人议会通过了南非历史上第一部非种族主义的临时宪法，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因此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十年后，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库切，被外界看来，是西方世界对新南非十年来消弭仇恨、愈合创伤的致敬。

　　2004年和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相对而言比较"纯文学"，授予了奥地利的女作家耶利内克和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不过耶利内克的政治活动是出了名的积极和激烈)。而2006年得奖的奥尔罕.帕慕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那种最容易受到诺贝尔青睐的政治型作家，即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并用文学的方式自觉地进行应召式的应答。他出版于2002年的《雪》在土耳其国内饱受争议，不同的党派宗教人士撕毁书中不同的页数；他被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斥为"叛国者"，并被以"侮辱土耳其国格"的罪名告上法庭；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帕慕克甚至不能在他的家乡安全地散步。

　　之后的两年，诺贝尔文学奖有点向"老一辈"致敬的味道，分别授予女性主义代表多丽丝.莱辛和法国新小说派代表克莱齐奥。虽是冷门频发，倒也波澜不惊。及至去年，其政治性和争议性由于赫塔.穆勒的获奖强势反弹，皆因那位德国籍罗马尼亚裔女作家极其关注政治，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在描述和批判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当时，各国媒体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在各种决定穆勒获得诺贝尔奖的因素中，作家本人在极权体制下的经历和其文本中显而易见的政治寓意起了主导作用。

　　而今年，是巴尔加斯.略萨，一个大半生都在文学与政治中狂飙突进的南美人。在漫长而多产的写作生涯中，略萨多以抵抗拉美专制传统为主旨。他质疑任何一种形式的权力，反对形形色色的独裁，《城市与狗》、《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写的军政府如是，《狂人玛依塔》、《世界末日之战》写的农民起义军亦如是。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他甚至在1990年的时候竞选过秘鲁总统，并且是当年大选呼声最高的候选人，最终败于藤森。

　　诺贝尔偏好的政治

　　 然而政治的内涵很广。"经济最集中的体现"是政治，"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政治，公共事务是政治，伦理道德是政治，贫穷、环保、全球化当然也是政治。而诺贝尔文学奖对政治的关注，有其近乎偏执的偏好。

　　流亡，是诺贝尔文学奖近年来特别看重的一个政治主题。过去十年的获奖名单告诉人们，凡是出走母国(未必脱离国籍)、从事后殖民主义文学创作、尤其以反抗强权专制为主题的作家，比较容易赢得诺贝尔奖的青睐；如果他／她偏巧又是流亡或移民作家，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几率又高了好几成。流亡的形式可以是个人的流亡，比如多丽丝.莱辛、赫塔.穆勒；也可以是一个民族的流亡，比如凯尔泰斯.伊姆雷；可以是殖民主义历史背景下被奴役者的流亡，比如奈保尔；也可以是殖民者的流亡，比如库切；还可以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精神流亡，比如奥尔罕.帕慕克。

　　流亡，是一种与个体或群体现存处境相分离的生活形式、话语形式和精神状态。首先是与生存地域相隔离，随之是与精神地域相隔离。对"流亡"做出经典阐述的知识分子萨伊德告诉我们，现代的流亡是一种无休止的东奔西走，流亡者无法回到更早、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更可悲的是，也永远无法完全抵达真正的归宿，无法与新的家园或境遇融为一体。这种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感觉，不是一种幸福的人生状态，但却容易激发出无穷的创作激情。当人们失去家园的时候，必然要求重建，于是每一个流亡的作家都试图通过文学去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高行健就说过："我作为一个流亡作家，唯有在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中才得以自救。" 而作为西方主流文化的思想载体，诺贝尔奖对流亡命题的情有独钟，显然也与20世纪中期的战争灾难和之后复杂多变的全球政治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时代，流亡话语经常涉及民族政治与生命个体的；中突，这种冲突在文学语境中产生的那种独特的张力，正是诺贝尔奖看中的东西。

　　当然，诺贝尔文学奖最青睐的政治主题，还是个人对于强权的反抗。当年诺贝尔留下遗嘱，要成立诺贝尔文学奖，以嘉奖那些"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的文学作品"。而所谓的"理想主义倾向"，在西方这几百年政治发展的脉络中，几乎已经成为个人主义--无论是合理利己主义还是理性个人主义--的代名词。

　　有了这样的政治倾向，瑞典文学院很自然地采取了一种反专制的立场(最爱反的当然是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典型的例子，是苏联文豪高尔基屡获诺贝尔提名但始终没有获奖，而他那几位"持不同政见者"的同胞--布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都诺奖加身。有意思的是，为瑞典人撰写研究报告的人之所以不推荐高尔基，给出的理由居然是他"参与政治活动"。

　　也正是在这样清晰的意识形态取向承袭之下，高行健、凯尔泰斯. 伊姆雷、赫塔.穆勒等得以在同辈作家中脱颖而出。看看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对于凯尔泰斯的评述吧--"他在其作品中探索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个体的生命和思想能不能存在于一个人们几乎彻底地屈从于政治强权的时代。"诺贝尔奖的评委会发言人奥尔森也直言不讳地表示，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颁给穆勒，是因为她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毫不妥协地对抗乡村的褊狭压制和政治的恐怖"，并称她的作品是"一场必须进行下去的战斗"。

　　政治之外的审美价值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政治的过度关注，是否会影响它对于文学内在审美价值的评判?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就不止一次地表示，文学应该以审美价值为圭臬，而一切以意识形态为名的文学创作和解读方式都不吝为一种骗局。他和其他持这一观点的众多文学评论者，这些年都屡屡抨击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性格。

　　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导向其实已经历史悠久。1923年，夺标呼声最高的是托马斯.哈代，但最后桂冠却属于爱尔兰诗人叶芝，因为瑞典文学院要通过对后者的嘉奖来表现对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的支持。1939年，诺贝尔评委会为了表达对芬兰的支持(也是为了表达对苏联的不满)，把文学奖授予西兰帕。历史证明，这位芬兰作家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几乎微不足道。

　　更不消说，诺贝尔文学奖由于过于追求政治正确，过于强调作品的道德和意识形态指针，而陷入了保守和短视的局限，以致于经常性地错过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家：卡夫卡、易卜生、托尔斯泰、斯特林堡、乔伊斯、普鲁斯特、鲁迅、卡尔维诺、博尔赫斯 这个名单是如此华丽。这些作家并不需要诺贝尔奖来证明自己的伟大和永恒；错过他们，却是诺贝尔奖的遗憾、甚至耻辱。

　　当然，我们也并不能藉此轻易否认诺贝尔文学奖的审美标准。如果我们客观而冷静地分析，就不难赞同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即使再冷门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有其不容抹杀的艺术独特性。

　　以凯尔泰斯.伊姆雷为例。当今世界文坛上写大屠杀的作家为数众多，如普里莫.列维、保尔.策兰、大卫.格鲁斯曼、辛西亚.奥奇克、伊凡，克里玛等等。诺贝尔奖之所以偏偏垂青凯尔泰斯.伊姆雷，是因为(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 "他的小说没有任何道德愤慨和形而上抗议因素，可怡恰正是这一点使得他的描写获得了令人震惊的可信性"。也就是说，伊姆雷区别于其他大屠杀文学创作者的，是他作为文学创作者的深度和高度；也正因如此，他的大屠杀文学创作摆脱了时空的、甚至政治的羁绊，而到达了一种对人类具有永恒意义的角度。

　　再比如奥尔罕.帕慕克。土耳其国内政治激进、饱受争议的作家很多，帕慕克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最终还是因为他的文学和思想魅力。没错，帕慕克的许多小说都旨在打破国家意识形态强制结果下的沉寂，揭露权力和权力掌控者的真相；然而他最为关注的，与其说是狭义上的政治民主，毋宁说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更确切地说是过去与当今的土耳其之间的文化；中突，以及那些冲突之间发生的交织融合。更不用说帕慕克是一个极具创新意识的文学家，他对自己所属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所做的贡献，并不亚于那些19世纪的伟大小说家。

　　而巴尔加斯.略萨似乎是在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告诉世人，即使是最纯正的政治小说，也完全有可能是最伟大的文学作品。略萨对于专制的控诉充满技巧，擅长在作品中剥离出不同的集体事件里压迫性的本质，让所有人物的个性消失，让险恶的意识形态占据压倒一切的主导地位，通过这种压迫的氛围，让读者自觉发出强烈的追求社会公平和人性自由的喊声。他的作品一改传统小说平面的结构形式，使之呈立体状，叙述者不断地变换，第一三人称交替出现，"现在"和"过去"的界限被模糊，时间成了博尔赫斯所描述的"小径分叉的花园"。事实是，他对于文学结构的革新是如此地独特和先锋，以致于只能用"略萨式的结构"来形容他的小说。

　　在巴尔加斯.略萨看来，作品的结构等写作技巧比作品的内容更重要。因此，当他获悉自己赢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便是："希望这是因为文学而不是因为政治。"

　　最终我们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政治的偏重，让它与一些真正伟大的文学家失之交臂；然而这一奖项依旧保持着极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无论如何，它仍然是世界公认的文学大奖。

　　文章摘自《凤凰周刊》2010年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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