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海柴水弄

1978年10月，从小沙调到定海。两个月后，三中全会开了。很长时间来，北京的每一次大会都被渲染成伟大光荣正确的大事，大事过后，山光水色依然还是老样。这次，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每段书面文字开头总是三中全会以来什么什么的，大会小会也言必称三中全会以来……以致后来我碰到熟人说，三中全会以来，你儿子长高了吧。

定海城关还是老样子，河道交错，封火墙高耸，隆起的状元桥还在，一派江南水乡的景致。虽然城隍庙弄还叫灭资弄，西大街叫红卫西路――这些文.革名字一时还没反应过来，那条舟山方言中有些下作的柴水弄――文.革时改叫“洪流弄”吧。就在柴水弄的旁边，人民中路一幢商业局楼里，我成为打字员。与我一个房间的，还有一个比我更年轻的女打字员，她打字神速，觉得自己永远赶不上她，成了我真正的“师傅”。

那时的打字机不是电脑，是纯机械装置，按一下，弹出一铅字，敲在卷筒状的蜡纸上。打完，取下蜡纸贴到油印机上去印。这个过程与手刻版一样，只是敲击的铅字替代了手刻。那是八十年代初最先进文字处理方法，比印刷厂排版工人跑来跑去，从小方格里取铅字的速度快多了。

利用打字工具，偷偷地将自己的“作品”打印成铅字，开始投稿。先是《定海文艺》发了几首诗，让正在筹备《舟山文艺》的王道兴、周静波编辑看到，亲自来三楼打字室找我约稿。这让我很受宠。于是，1979年秋天，我二首小诗第一次在第一期的市级文学刊物上发表。可后来也不长进。二年后，同与我在定海文艺一起发表诗作的孙武军参加蒙胧诗人的第一届青春诗会，去北京的当儿，我连大陆的影子都还没看到。

几乎每天下班前要给单位寄二十来封信，单位给我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崭新的，这相当于今天一辆马自达。当然，领导希望我跑得勤快一些，但这仍不失一种双赢的举措。于是公私兼顾，骑马回家。放在院子里，邻居总是以羡慕的眼光打量我这辆很是风光的公车。

黑色的公文包挂在车把上，如果不是每天去邮局，倒像是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公文包也经常寄些打印好的“诗稿”带回和平路16号。然后，在自制8W日光灯台灯下陶醉或者涂抹。

我想，人所写的第一首诗大抵都是情诗，老了除非第二春或第三春来临，一般不会再有好诗了。我虽不敢自称是诗人，但有感而发的文字也不例外。我有很多文字，但从没有为同室操字的叫凯玲的打字姑娘写过一个字。想起来，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充裕，却一直没有故事发生。如那位一起分配在小沙与我年龄相仿的姑娘，在同一个屋檐下呆了六年，无论工作还是吃喝都在一块，却没有激起一丁点火花去填充内心的空白。

有一次，晚上加了些班，还早，我就去会议室里看电视。坐在木条长椅上，不一会儿她也过来了，坐在我后面，边看边对我聊着什么。居然我伏在前排的靠背上睡着了。醒来时想回家，门被反锁了。很晚，凯玲姑娘才来开门。下到楼梯，一蹬自行车踏脚板，扑了个空，原来踏脚板被人撬了去。

不知为什么，我对身边的美好事物老是要忽视，可对无法抵达的美却一直在渴望。就注定了会遭遇无数次失败。

回想起来，我对在身边总能看到的女人没有感觉，近则疏吧。就这么一个房间，一个后生与一个年轻的女人，男人居然能长期严与律已，不存私心。要是放到现在，应该是有点困难的。相处二年多时间，有时二人加班到夜深人静，可以闻得到她的体香，也不作任何非分之想，已是风过无痕般的纯洁了。

不要说我对美丽缺乏关注，也许是对美丽的敏感而导致了怯懦。有一次，好友良丰带我去城乡结合部一户周姓领导家里去玩。那户人家与他有缘，有两个女儿，小女儿18岁，出奇的漂亮。我带着相机给周氏全家拍了合影后，还东拍西拍地把18岁的小周许多美丽摄入镜头。后来她来我办公室取照片。她的伸手过来时，我头都不敢抬，只看到她细弱嫩白的手心。虽然在小沙经历过没有肌肤相触的短暂爱情，但对爱慕之情的操作还相当陌生。碰到近在咫尺的漂亮姑娘，胆怯、害怕总占上风。许多年后她回忆起那事来，她说：那时，你真纯呀。言下之意，就是说现在不纯了。

其实，对有些美，我的眼睛至今也一直不敢直视。虽想试图得到，但最终只能用眼睛藏在心里。

记得有一次在林场孙武军家，望着窗外的树木，以及上山幽会的人。孙拿着汽枪，从准星中瞄着树上的鸟，也瞄瞄树底下一对对缠绵的男女。我想想自己与武军都还没有女朋友，感叹说：年已二十五，衣服无人补。武军接着说，打鸟容易打蛋难。

此时他刚从北京回来，带来一本第一期的《今天》。那是本著名的地下刊物，里面什么载体都有，以思想解放为宗旨，文中质疑了鲁迅的生活作风，骂了郭沫若，但也有赞颂的，那是不被官方认可的星星画派或者现代派作品。后来《今天》成了自由思想先驱者，当然，其思想也历来不被官方认可。

定海有两家咖啡馆记忆特别深，一家就在林场边的路口中，一家在人民广场的大会台上。谁先是舟山第一家，已经记不清了。林场那家叫印度洋，火车式坐席，高高的背靠，隔断了人的视线，当时舟山还没发明包厢，这恐怕也是包厢的雏形。对很少人看见过火车的海岛人来说，火车式坐席有种现代派感觉。除非站起来，看不见男女间一些小动作。因此，空间很省的火车坐椅，就时兴开来。

一页咖啡馆就搭在广场大台子上，长长的，像是北欧小镇的木式教堂，里面也是火车靠椅。后来人民广场公.判少了，官方也不在广场上发动人民群众，广场功能式微，于是人民就在人民广场上支篷摊摊，逐成气候，成为定海第一代小商品市场。

舟山人喝咖啡估计是从一页咖啡馆开始的。然而，咖啡与我始终有很大距离。一是咖啡味道有点干，与绿茶的清味相冲；二是咖啡的苦没有回味。特别是咖啡太提神，傍晚喝一口，整夜休想睡好。去咖啡馆，只是去聚去聊，很不想喝。

台子有三十来米宽，十来米深，这样的台面应该是搞晚会的好场地。记得除了看过几场露天电影外，好像从来没有搞过什么文艺演出。看到的多是作为审判台用的，台子是文.革时造反派斗走资派，以及是牛鬼蛇神陪绑最常去的地方。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仍是作为开公判大会的场所。公判大会，往往是广场最聚人气的时光。特别是要枪.毙人的大会，就更人满为患。在人民广场公判后，就直接押去青岭执行。如要真看到犯人脑浆涂地的，还得提早去刑场墩点。记得83年严打时，枪.毙了一个乱搞男女关系绰号叫梅花牌的女人。她对我来说是传说中的人物，在我的想像中就是那个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的女人。因犯破坏婚姻罪的梅花牌要枪.毙的消息，搞得全城有些骚动动。那天公判时，居然很多人拼命地与刑车----部队的敞蓬的大卡车赛跑，一心想赶在枪声响之前赶到行刑地点。那时叫人民广场，可谓名副其实。后来大概是定海人有文化了，改叫文化广场。一切变了模样。

现在，这样类似的露天台不叫公判台，叫主席台，坐的都是官员了。其实，犯人与官员，只是站着与坐着的区别。

严打时，我被定海法院借去，当了一年的书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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