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一个飘雪的日子

　　 今天，终于下雪了。

　　尽管我的手指被冻得有些僵硬，可是此刻，暖流和热泪同时在我身上流淌，激励我快速地敲击着键盘。

　　《期待一个飘雪的日子》这篇文章，其实我在清明节之前就写好了，一直没有发表。由于历史原因，我对政治问题很敏感。看到很多博友在写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敏感词时，都加上了诸如“*”、“\”这样的符号，我就意识到他们是在避免某些政治言论可能带来的麻烦了。

　　我宁愿不发表有关父亲的文章，也不愿意在写父亲的文章里夹杂进任何符号。我想，逝者一定会因为我夹杂进这样、那样的符号而不悦的。一篇在清明节之前就已写好的文章，沉默了。

　　电视剧《雪域天路》热播期间，我看到在这部片子里，知识分子成了被讴歌的对象。这是一盏信号灯，提示我，当下，知识分子是可以被讴歌的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嘛，什么时候可以被讴歌，什么时候不可以被讴歌，都是要噶苗头的，是伐？（上海话，看火候、见机行事。）

　　可是火候到了，我正准备来整理、发表《期待一个飘雪的日子》的时候，又被胃痉挛所折磨，天天到医院打点滴去了。后来，清明节过去很久了，再来发表缅怀、悼念、讴歌父亲的文章，就是不会噶苗头了。一篇写好的文章，依然沉默着。

　　父亲节期间，要不是小杨问我，愿不愿意搭她的车和她一起到黄石去；要不是阿钦从遥远的地方给我先生打来了电话，我真的忘记了父亲节。小杨是一大早专程开车回黄石老家去看望父亲的；阿钦是专门打电话来，祝爸爸父亲节快乐的。

　　我的父亲已经离开我十三年了。在他活着的时候，父亲节这个节日并不流行，我从来就没有为父亲庆祝过这个节日。本来想把《期待一个飘雪的日子》拿出来发表，作为父亲节献给父亲的礼物的，可是那个季节，离一个飘雪的日子实在太远了，显得不合时宜。一篇写好的文章，沉默了再沉默。

　　在今天这个飘雪的日子，让我来悼念、缅怀、讴歌你，我的父亲。

　　你出生在一个飘雪的日子，离世在一个飘雪的日子。在你诞辰九十三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期待一个飘雪的日子。只有飘雪的日子，才具有洁净、肃穆的氛围，才适合于写你、读你。

　　漫天的雪花儿，为你飞舞。你的胸怀，在苍茫中敞开出坦荡、博大。

　　皑皑的天地，为你而冰清玉洁。你的人格，在冰清玉洁中脱颖出“黑”的深邃、乌亮。

　　落地的雪花儿，为你而凝结。凝结成一个巨大的花环，晶莹剔透，站立在你的墓前。

　　如柱的冰凌，为你而闪烁。闪烁出你刚直、纯洁、透亮的一生。

　　父亲，在这个飘雪的日子，无声的雪花，在为你唱着有声的挽歌：你是祖国妈妈的儿子，你无怨无悔地爱着自己的母亲！

　　我想说，象我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了，是值得世人缅怀、讴歌、敬重的。我当初开博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写缅怀、悼念、讴歌我父亲的文章。我的博文在分类管理时，一开始就设计了专门写父亲的栏目：不沉的船。只可惜，因为这样、那样的缘由，在这个栏目里，我一篇博文也没有发表过。今天，在这个飘雪的日子，让我把这篇文章归类进“不沉的船”吧。

　　我流着眼泪在写。

　　我想用父亲的一生，来昭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崇高品德。他们的赤胆忠诚、忍辱负重、孜孜以求、踏实严谨、大智若愚，等等、等等，老实讲，今天的我不具备；今天的我们，大多也都不具备。而这种品德，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缺失的！

　　父亲很爱国。

　　父亲曾在国内三大钢铁厂下属的技术部门里担任过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初期，技术人才匮乏，象他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为数不多。他的同学中，大多数人都在解放前夕到台湾或美国去了，可他留了下来。我曾经问过他当时为什么不走。他说，“都走了，我们的民族工业就垮了呀！” 朴实的话语，彰显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拳拳报国之心。

　　父亲很勤奋。

　　父亲所学的专业是机械设计与制造，外语应该算是他的第二专业了。在我认识的人中，象他那样既懂专业，又具备特殊外语专长的人，很少、很少。

　　他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早年的同济大学，是要求学生用德语完成学业的，父亲的德语好，就不用说了。可他的英语也很好，这就更不简单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单位工程师晋级的英语试卷，是由父亲草拟的。还有俄语，父亲的俄语也达到了能与苏联专家进行技术交流的程度。父亲去世后，我在清理他的书架时，居然还发现了他用过的日语字典和学习读本！一定是当年在引进日本技术时，他又开始自己“逼”自己学习日语了。

　　一个机械工程师，能够学习、掌握、运用这么多门外语，是不是令人折服？（主要是在机械工程方面的运用）

　　记得我初学英语的时候，仅限于把汉语句子，一字一句地照英语句子套过去翻译。比如，“机遇永远等待有准备的人”，我就把机遇、等待、人，这样的主要词汇，按主、谓、宾一排列，用定语从句一连接，就算翻译好了。

　　可是父亲对我说，要充分尊重英语的表达习惯，最好用“Opportunity just knoks at the door once.”直译就是：机遇仅仅只会敲你的门一次。机不可失。你只有准备好了，机遇才会来敲你的门。

　　父亲还对我说，就算是应付考试，也没必要一字一句地照搬原句来翻译。还是拿“机遇永远等待有准备的人”来说，可以这么翻译：

　　Opportunity beckons those who have got ready.

　　（机遇向准备好了的人招手。）

　　多年以后，我才深刻理解了父亲的翻译是那么拟人化，那么富有想象力。机遇更像是一位圣诞老人，乘着雪橇，背着装满礼物的袋子，笑眯眯地在向我们招手：我这里的宝贝多着呢，想要得到它们，前提是，你们准备好了吗？

　　“等待”与“招手”这两个动词，一个显得被动，一个显得主动。父亲把“等待”改为“招手”，体现出老一辈对下一代的殷切希望：智慧和幸运老人，在主动地向我们招手，而不仅仅是被动地等待我们去找他。

　　令我惭愧的是，我还是学英语专业的呢，而父亲，英语只是他的第二外语。所以，我说，老一辈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学习精神，今天的我们，大多数都做不到，包括我在内。

　　父亲很慈爱。

　　摘录被我删除的博文《桂花赤豆汤》中的一段，如下：

　　在我的记忆中，桂花赤豆汤是那么香甜，那么粘稠。吃完了以后，满嘴都是香甜的糊糊，要用舌头将嘴唇上上下下地舔个遍，才有可能把嘴巴舔干净。

　　父亲很爱我。有时候，我还没来得及舔呢，他就抢着过来，亲亲我的小嘴巴。嘻嘻，我满嘴唇的糊糊，就这样，跑到他的脸上去了。

　　总是在睡觉前吃甜东西，其实是不对的。我吃完了，虽然也漱口，可牙齿还是全烂啦。

　　父母当年对我的爱，与桂花赤豆汤连在一起，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夜里，母亲跑到巷子里去端；端了回来喂；喂完了，父亲抢着过来，亲亲我的嘴。晚上临睡之前，他们是这般“爱”我的，“害”得我烂了牙.....

　　“桂花赤豆汤”的叫卖声，在我耳边有着深长而悠远的回荡，正如当年，在昏暗的街灯下，那条巷子的深长和悠远一样。……

　　摘录被我删除的博文《小猫咪》中的一段，如下：

　　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父亲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赴庐山疗养。他在景德镇买了一对瓷器猫。回来后，一只托人带给了婶娘，一只留在了自己家。

　　我小时候经常要碰这只猫的原因是，父亲用小木塞把底座的空心眼子塞了，叫我拿它当储钱罐用。那时我只有四、五岁，父亲喜欢逗我玩儿。叫我唱一支歌、跳一个舞、背一首儿歌、讲一个小故事、写写阿拉伯数字、画一个带烟囱的小房子、变一只小老鼠…….我每表演完一项，他就会奖励我一分钱。我美滋滋地接过来，往瓷猫咪的肚子里装。（那时在我眼里，一分钱就已经是最高的奖赏了。）

　　打碎那只瓷器猫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人小手小，要抱着猫身子；要用手抠底盖的木塞子；要急着把钱倒出来。那阵子，父亲逗我玩儿的时候很多，一分钱、加一分钱、再加…….该不会多得叫我数不过来了吧？

　　惦记着快数钱，慌了。一不小心，瓷猫掉在水泥地上。碎瓷片蹦了一地，好多个一分钱到处乱滚。我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正好是晚上，父亲在看书。他把书一扔，赶紧过来抱我：“囡囡，囡囡，弗好哭。是伊弗好，一只死猫咪，哪能好把阿拉咯活猫咪赫怕了呢？弗好哭……”

　　我这只“活猫咪”，其实不是怕那只瓷猫咪“死”了，是怕父亲因为我打碎了东西会打我。等我长大一些了，才知道，父亲在我们家，早就定下了规矩：小孩弄坏了东西，一律不挨打。……

　　当年父亲的同事中，有人去过苏联。我清楚地记得他们从苏联回来后，总是给我带来一种五颜六色的糖丸，是装在玻璃制成的、小汽车形状的瓶子里的。汽车的尾部，有一个盖子。拧上去像一个轮胎的备胎，拧下来，糖丸就从尾部倒出来了。

　　小时候，这是多么新奇的玩意儿。我拿着“小汽车”，站在弄堂里，身边围满了流着口水的小孩。父亲会在这个时候，叫孩子们排好队，叫我把糖丸分给大家吃，每个小孩一次分五粒。因为糖丸是五颜六色的，小朋友们都希望我能分给他们五种颜色。我就在那里数啊数，配啊配的。一轮、一轮的孩子被分发过后，我这才发现瓶子里的糖丸已经所剩无几了，委屈得哭了起来。此时，我抬起头，看看身边的父亲，他正把手操在胸前，笑眯眯地看着我，还有我们。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家从上海迁往武汉时，带过来一些家具、电器用品。那个年代，人民的生活用品极不丰富，这就显得我家的家什很丰富。比如，有高低床、五屉柜、沙发、缝纫机、电风扇什么的。

　　电风扇是我小时候记得最清楚的电器，因为父亲要不断地嘱咐我，千万不能把手往网罩里伸。那台老式的华声牌电扇，网罩的格子特别稀。当风叶转动时，父亲就给我划一条线，规定我只能站在线外。

　　武汉的夏天是很热、很热的。那个年代，在我们那个工人住宅区里，家家都没有电风扇，除了我家。这样，和我一起站在那条线外的，还有很多邻居家的孩子。

　　父亲站在孩子们身后，很惬意地看着我们这群小脑袋，在电风扇前摇来摇去。当强劲的风力把我们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他说，头发吹乱了不要紧的，总比热得长痱子、长疮好。你们明天再来吹风的时候，带个梳子不就行了吗？他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慈爱得就像是每一个孩子的父亲。

　　电风扇的功劳是大大的。住在我家附近的、吹着电风扇度过夏天的孩子们，就是比其他楼门的孩子长的痱子少。可是我，倒是个例外。我的额头处至今还留有一道伤痕。父亲说，那是因为我小时候，在夏天里，额头上长了个大脓包，被医生划开了一条口子，塞进消毒纱布引流所致。

　　可是文革期间，气温再高，孩子们也不敢上我家来吹电风扇了。因为破四旧、立四新，我家的电风扇被当成了鼓吹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鼓风机。它再也不敢强劲地横扫我们了，倒是我们把它强劲地横扫出了门。（把它藏到别人家里去了。）

　　我招工进厂以后，积极要求进步，写了入团申请书。当然象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女，想入团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接受团组织考验期间，我有一次独特的经历。

　　父亲当时在五七干校劳动，我们公司的文艺宣传队刚好去他们那里演出。父亲从来没有看过我的演出，一想到他会在五七干校的露天戏台上看到我，我激动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可是，那场演出结束后，我才知道父亲根本就没有来观看。他对别人说，你们去看吧，我女儿演的戏我看过很多遍了，我就留在农场值班吧。

　　等到文艺宣传队要离开五七干校了，我也没能与父亲见上一面。他只是托付同事周阿姨叫我为胡伯伯（父亲结交的工人朋友）带回了一个塑料壶，里面装着他们干校自己生产的粮食酒。

　　后来，在团小组会上，我受到了表彰。再后来，我不仅入了团，还成为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的先进典型。

　　只有我才知道，父亲是以独特的方式在爱我。在我入团的考验期，他不来见我，其实是最大的爱护我、保护我，不给我“抹黑”。

　　演出时的鼓乐声一定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我能想象出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农场昏暗的灯光下，黯然神伤、悄悄抹泪的样子。在那个怪诞的年代，亲情在政治面前，不得不让步。

　　这样的父爱，山一样高，海一样深，恐怕不会有更多的女儿感受过。

　　父亲很善良。

　　在我写完《珍妈妈》之后，本来应该接着写下面的内容的。可是我的写作计划，总是被这样、那样的缘由打乱。我没有发表的这一篇，其实是写我父亲的。

　　一个漆黑、寒冷的夜晚，他路过院子的一个出口。这里没有路灯，关门闭户，漆黑一片。他是参加完夜间的政治学习后，路过这里的。突然，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在他眼前：一楼一户人家的窗户洞开，一个黑影悬在窗梁上，这家的男主人上吊了！

　　父亲不顾一切地跳上窗台，托起了那个男人的尸体。是的，是尸体，那人拖出长长的舌头，已经断气了。父亲救人以后，居委会主任协同民警来我家询问过这件事。他杀?自杀？显然他们在怀疑父亲什么了。询问的人走后，我哥哥开始抱怨父亲：人反正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迫不及待地跳上窗台去救呢？等到第二天天亮了，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了，你不就没有嫌疑了吗？

　　父亲当年对我哥哥说的那一番话，我当时是听不懂的，就是现在也弄不懂。可是我已经弄懂的是，这些话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大意是：他没有死，起码他的魂灵没有死。当他的魂灵脱离了他的身体，看到他的身体还在长久地受难，会多么难过。我怎么能看到他这么难过而见死不救呢？

　　文革前的某一个星期天，我家住的那栋房子失火了。其实对我家没什么大的危险，火苗是从我家楼上那户人家的窗子里往上、往外窜的。父亲毫不犹豫地带领我们家的孩子，端着装满水的脸盆、饭锅往楼上跑。我记得我当时是拎着水壶的。还好，火势不大，一下子就被扑灭了。

　　可是，偏偏着火的人家在我们家楼上，而我家很安全，“居委会大妈”又一次有了狐疑的目光。这一次是我对父亲嘟起了嘴巴，“我们为什么要急着破门而入呢？等到邻居们都来了，我们不就有证人了吗？”

　　“胡说！”父亲对我说话的语气，第一次这么严厉，“这样的事情能等吗？就算是被别人冤枉了，救火也是顶顶紧急的。我们把火势尽早地控制住了，他们家的损失就小了。要是他们的被子、衣服都被烧掉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当时还是物资供应紧张的票证时期）要是把屋顶烧着了，那就会把整栋楼的屋顶全烧掉，住在顶层的人家都要遭殃，你懂不懂！”

　　后来查清了，火灾是楼上三个小孩玩火柴，点燃了纸张、杂物造成的。可是没有人对我们家的救火行动表示赞许，也没有人为狐疑的目光向我们道歉。我又一次嘟起了嘴巴。这一次，父亲对我说，只要我们问心无愧地做了一件事，为什么要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呢？

　　可是我，却很在乎，一直到现在，依然很在乎。父亲懂得大爱，大道理；而我，斤斤计较，小肚鸡肠。幸好，我骨子里依然有着父亲遗传的善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