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贵族

By《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第1期）

“中产波希米亚阶级”(Bobos)这个新词所描述的阶层，已经统治了美国，并且改变了美国上流社会的游戏规则
当今上流社会的等级没有办法按财富来衡量。在他们那里，一个挣百万美元的作家，远比一个挣500万美元的银行家受尊重。一个拿15万美元年薪的报纸专栏作家，要比一个收入高出自己的6倍的律师更是个社会头面人物。……那些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意外地被钱绊倒的人，最受社会尊重。那些家产万贯，又不时流露出对金钱的不齿的人，最有贵族气度。

都说中国人比美国人重视教育。可是，住在美国，带孩子上附近的音乐学校一看就明白：美国人对孩子的教育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一个4岁的孩子，星期六要上3个班：钢琴班、芭蕾班、游泳班。到了星期天，还是马不停蹄，上什么绘画班、西班牙语班。那些公立学校的孩子的家长们更是忧心忡忡，一听说孩子的学校数学成绩偏低，马上几个人组织起来，请个数学家教。有的家庭，甚至为了孩子的教育，一个家长辞职在家督战。最近又流行晚一年上学，让孩子在班里比别人大一岁，以提高自信心，使学习相对好一些，指望以后靠这一年的优势，考大学时力拼一个常青藤。一句话，教育竞争，从三四岁时就开始，而且几乎什么招数都使。
要知道，从小上这个班那个班，所费不薄。现在美国核心家庭中一个家长能辞得起职，就说明另一位收入非常高，单薪足以撑起全家的财政。所以，能这么干得起的，基本上是美国社会中的精英。这些精英培养孩子的方式，几乎如同战争。其中透露的，除了对教育的重视之外，还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生怕下一代保不住自己现有的社会地位。所以从三四岁起，就让孩子展开了一场精英社会的保卫战。
这一现象，生动地说明了当今美国上流社会的转型。在过去，上流社会并没有如此强烈的不安全感。自己的财富、地位，一般都可以安稳地传给下一代，无须过度操心。现在出现的，则是一个“新贵族”集团。克林顿和比尔·盖茨只是其中的代表。
他们大多自己造就了自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仅掀翻了老贵族，而且深信自己的孩子根本不可能坐在自己的业绩上吃老本，弄不好会被更新一代贵族掀翻。著名的保守派评论家戴维·布鲁克斯在2000年曾出版了一本风趣的小书《在天堂中的中产波希米亚阶级(Bobos)：新上流阶层以及他们进身之路》(Bobos in Paradise: 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专门描述这一新贵族的崛起。可惜，由于“9·11”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中产波希米亚阶级”(Bobos)这个新词汇没有流行起来。但是，这个词所描述的阶层，已经统治了美国，并且改变了美国上流社会的游戏规则。要认识现在美国的统治集团，对这个阶层就不能不查。
所谓Bobos，是Bourgeois(中产阶级)和Bohemians(波希米亚人或译为放荡不羁之士)两个词的联合缩写。为什么用这个词描述新贵族，容稍后再表。但这个新贵族和老贵族的区别，却是泾渭分明。
David Brooks举的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就是纽约时报上的婚姻广告。上这个广告版的，都是纽约一带的上流社会子弟。对比一下上世纪50年代的广告和现在的广告，你看到的就不仅是婚姻包装的不同，而且还有深刻的社会变动。
出现在50年代的广告上的新婚夫妇，全是一脸庄严、不苟言笑，男尊女卑也体现在夫妇在结婚照上占据的空间位置上。广告辞强调的，主要是双方的家族、祖先，以及所参加的各种上流社会的俱乐部，当然提到大学。另外，这些广告基本都被白人新教徒所垄断。犹太人的婚姻广告，需要另版刊载。其他种族则根本无法想象。
现在的广告则大为不同。照片上新婚夫妇全面带开心的笑容，位置绝对平等。广告辞强调的是双方的学历，比如新郎是哈佛的优等生，新娘是耶鲁的优等生，等等。接下来是双方的职业，比如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家啦，某某事务所的律师啦，某大学的教授啦，等等。除了父母以外，祖先不提了。贵族俱乐部更是无影无踪。而且传统白人与犹太人、白人与亚裔之间的通婚，也比比皆是。贵族的构成不同了。进入这一贵族阶层的规则也变了。
在上世纪50年代，统治美国的阶级叫WASP。这个词是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种昂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缩写，描述的是美国的建国种族。这些人在50年代，还牢牢地控制着美国的政治、经济资源，不成比例地集中于新英格兰地区，和别的种族隔离，从不掩饰对所拥有的财富的自豪，认为自己享受的财富和特权，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可以祖祖辈辈传下去。他们在心态上多少有些“反智主义”倾向，嘲笑知识分子是可怜的“鸡蛋脑袋”。他们把子弟们被送到哈佛、耶鲁，目的不是追求知识，而是镀层金，彼此结交，形成牢固的人脉，以后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华尔街，都彼此提携，永远处在贵族的位置上。
这样稳固的贵族地位，也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态度上。他们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过度营求，看不起野心家，因为反正权力和财富会自然落到他们手中。他们讲究行为举止、自我控制，责任和义务感非常强。老布什作为这个阶层的一员，二战时二话不说就自愿当了飞行员，严格遵循贵族的荣誉和义务来行事。二战中许多富家子弟，包括肯尼迪总统的哥哥，就是这样为国捐躯。哈佛、耶鲁的子弟战死沙场如家常便饭。如今在伊拉克，人们发现一个哈佛、耶鲁的学生会难以置信地睁大眼睛：你到这里干什么？！

这一看重荣誉和义务，看不起野心和奋斗的老派贵族，在60年代终于被掀翻。首先对这一贵族阶层动手的，是大学的录取办公室。这一点，从哈佛大学的几个数据就能看得清清楚楚。1952年的哈佛新生，绝大多数是WASP阶层的子弟。如果你父亲是哈佛毕业，你就有90%进哈佛的机会。新生的平均SAT(大学入学的才能测验)语文成绩为583分。常青藤盟校的同项平均成绩是500分。
到1960年，景观大变。哈佛新生SAT语文成绩平均为678分，数学成绩竟达695分。1952年的哈佛新生要是1960年入学，只能排在最低的10%这个档次之中。学生来源也不再仅仅是新英格兰地区几个贵族私立学校的WASP子弟，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秀异之士。
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50年代美苏冷战白热化。苏联抢先卫星上天，美国陷入了举国危机，所有教育资源都被动员起来，追求优异，和苏联进行科技竞争。哈佛校长James Bryant Conant警觉到：美国正在发展出一种世袭的贵族阶级。这些人背景相似，都跑到哈佛镀金。他梦想着通过惟才是举的手段培养一代新贵族，把这些世袭的老贵族替代掉，给社会注入新的动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找到了Henry Chauncey，一个标准考试的狂热信徒。这位Chauncey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教育测验服务”(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的主任。正是该机构创造了“学术才能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Conant和Chauncey改变了大学录取的游戏规则。才能测验这样的标准考试渐渐取代了家族背景。从50年代以来这半个世纪，精英大学依然培养着美国的统治阶级。但是，精英的成分已经变了。在60年代中期，那些中年的WASP仍然是政界、企业界的领袖。但是在校园里，他们被新起的智力精英所取代。像布什、克里这班WASP的子弟，在这样的环境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布什成为校园的边缘人物，毕业后20多年都无法出头。克里则要尽最大努力来证明自己。再没有人会仅仅因为他们的出身而对之另眼相看。WASP竟然不放一枪就举手投降了。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精英大学依然培养着美国的统治阶级。但是，精英的成分已经变了 图/imaginechina

这种变化，也是60年代后期校园反叛的社会背景。反战、女权、民权、性解放等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这种反叛的表层。深层的动力，则是新一代精英的价值观念。过去的大学，特别是常青藤，不过是WASP子弟巩固自己祖上的特权的训练班和俱乐部。他们在这里学的，是良好的举止，服从和责任，使命不过是把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东西再传下去。因此教育所强调的是权威、义务而非创造、奋斗。新闯入他们的世袭领地的精英，则无所继承，一心要给自己创造新的空间。支持这些新精英的精神支柱，是知识分子的理想，是改变现实而非保存现实的勇气。因此，他们对过去所谓的成功的概念，如财富、教养、举止，不屑一顾。对传统的义务、体面更是不齿。
人们称60年代这代人是“波希米亚阶层”(Bohemians)。其实这个词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没有放荡不羁的流浪文化人。他们选择的不是既有秩序中的优越地位，而是在充满不确定感的世界上自由地漫游。他们的基本精神就是反叛：向统治社会的旧权威、旧道德全面宣战。所以，60年代是保守主义者最憎恶的时代。但是，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一代大学生，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

60年代的美国青年用他们的叛逆向统治社会的旧权威、旧道德发起挑战 图/imaginechina

这代蔑视财富和权威的人走出校门，并不指望赚钱。他们只图尊重自己的理想，不违心地生活。但是，他们不去追钱，钱却追他们。美国马上进入了信息时代。这些高分的学生，正好掌握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技艺。在8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比高中毕业生高出35%；到了90年代中期，高出70%；如今则高出了几乎一倍。知识不断升值。自8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崛起，里根上台，中产阶级(Bourgeois)在60年代反叛的废墟上重新建筑自己的生活秩序。这些60年代的波希米亚阶层，此时则已经四五十岁。他们利用手中的知识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成为社会的中坚，和中产阶级混为一体，形成了所谓“中产波希米亚阶层”(Bobos)。
“中产波希米亚阶层”这个词合在一起本身，就足以说明美国社会变化之深刻。1954年，Irving Howe在著名的左翼杂志《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上发表一篇《这个顺从的时代》(This Age of Conformity)，称“美国知识生活中最令人兴奋的时刻总是和波希米亚阶层的兴起同步。”他声称，在这样的时刻，思想和创造奔涌而出，就是因为那些思想家和艺术家能够脱离中产阶级(Bourgeois)的生活和盘根错结的传统和习俗，超然地生活在艺术、思想和精神的领域。当知识分子被舒适的生活方式所诱惑、开始出卖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中产阶级同流合污时，他们就无法坚定与独立地捍卫自己的精神领域。但是，Howe没有想到，当波希米亚阶层征服了世界后，他们不用去同流合污，本身就成了中产阶级。
到2000年，美国有大约900万家庭收入超过10万，其中绝大多数属于这个“中产波希米亚阶层”。他们已经从反叛者过渡到既得利益阶层，成为美国的新贵族。
我们不妨拿他们和旧贵族作个比较。WASP的老贵族现在并非绝迹。比如，现在一些巨富竞相造私人游船，越造越大，造价动辄达一两亿美元，一年只用两三次，不仅维修费用惊人，而且两三年后随着新船的出现就迅速贬值。他们如此斗富的目的，是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地。因为这些WASP及其追随者们可以在豪华饭店包一个总统套间。但下楼乘电梯，还会碰到只付二十分之一的价钱、住同一饭店的普通人。在游船上，他们则可以和平民百姓彻底隔绝，找到王族的感觉。新贵族的价值观念则不同。他们不希望与世隔绝，他们喜欢以非常平等的语气兴趣盎然地谈自己家的保姆，在公共场所愿意和普通人交流，衣服穿得比自己的阶层低一档次反而是时髦。他们把自己的精英文化亲身发散到普通人之中，同时又从普通人那里滋养自己的生活趣味。
也正因为如此，当今上流社会的等级没有办法按财富来衡量。在他们那里，一个挣百万美元的作家，远比一个挣500万美元的银行家受尊重。一个拿15万美元年薪的报纸专栏作家，要比一个收入高出自己的6倍的律师更是个社会头面人物。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他的年收入和他反物质主义的象征资源相乘的结果。你在哪一项上数值低，都会导致你社会地位的总值降低。那些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意外地被钱绊倒的人，最受社会尊重。那些家产万贯，又不时流露出对金钱的不齿的人，最有贵族气度。换句话说，美国社会，发展出用钱来奖励理想的机制。你意外挣的钱越多，说明你的理想对社会的贡献越大。比尔·盖茨小时候在家里的地下室鼓捣计算机，母亲不耐烦地叫：“怎么还不上来吃饭？你在下面呆那么长时间干什么？”反叛气十足的盖茨回答：“我在思考！你懂什么是思考吗？”他绝对不会说：“我在想办法弄钱。”

比尔·盖茨的致富靠的不是“世袭”，而是昔日大亨们嘲笑的“鸡蛋脑袋” 图/imaginechina

这一代号称是为了理想活着的新贵族，再也没有反智主义的心态。当今世界的首富是盖茨。这样的财富不是靠继承，而正是靠50年代的大款们嘲笑的“鸡蛋脑袋”。这代人知道，他们的成功，是知识的成功。他们已经改变了成功的游戏规则。新贵族的家徽，如果有的话，恐怕就是名牌大学文凭。如今这些大学，对穷学生提供越来越多的奖学金，对富贵的校友子弟的特权，也越来越严加控制，甚至面对着取消这些特权的强大压力。所以，贵族的“家徽”，越来越不可能通过血缘来继承，而要靠个人的学术才能来竞争。
在美国建国之初，两位建国之父就贵族问题展开了辩论。其中一位是联邦党人、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另一位是共和党人、第三位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双方是独立战争中的患难朋友，又是华盛顿御任后刻毒的党派之争中的政敌。亚当斯先是击败杰佛逊成为第二任总统。4年后杰佛逊又击败亚当斯当了8年总统。一来一去，彼此结了仇。等双方都御任后，又开始恢复友谊，通过通信来解决彼此的政治纠纷。
争论从杰佛逊提出的少数人统治还是多数人统治开始。亚当斯认为，人类从来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此乃人类天性。贵族对于人类，就像激情对于个人一样，是必须的东西，不管你是否喜欢。杰佛逊则称，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贵族确实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有两类贵族。一类是真正的贵族，靠的是才能和品德；另一类是虚假的贵族，靠的是血缘和遗产。美国革命的意义，在于真贵族当道，假贵族让路。况且，美国不同于欧洲。在欧洲，贵族可以垄断有限的资源，长期主宰社会。美国则地广人稀，人人拥有土地，贵族很难把持一切。亚当斯则回应：只要有财产权的存在，财产就会积累，最终还是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杰佛逊的平民主义，只不过是个梦想。
两位建国之父谁是谁非，200多年来很难判断。美国是个平等的社会，又是个富人垄断政治、经济资源的社会。但是，这一“新贵族”的崛起，也许是第一次是杰佛逊所谓的“真正的贵族”成为了可能。财富可以集中，但很难隔代垄断。个人才能，成了通向成功的最大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