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启功夫妇(左一二)

寄人篱下43年搬家之前妻离世

1932年，在母亲与姑姑的“安排”下，启功与章宝琛女士完婚。章氏也是满族人，比启功大两岁。他们婚后夫妻情深，是典型的婚后恋爱。他们的爱情是真挚、纯洁、深沉、持久的。结婚后，启功的母亲和姑姑病倒后，几乎全由章宝琛一人照顾。给母亲和姑姑送终发丧后，启功深感无以为报，便请妻子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给她磕了一个头。

1962年，启功重新登上了讲台。这段时期，他撰写了《古代宋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和《红楼梦札记》等学术专著，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正当启功全力以赴在学术上进行冲刺时，1966年“文革”爆发，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为了让启功能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她就立即咳嗽，启功则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

在启功接受为《清史稿》加标点任务的1971年，章宝琛由于常年的贫困生活积劳成疾，患上黄疸肝炎。1974年，章宝琛病情加重，尽管启功一再对妻子隐瞒她的病情，聪慧的章宝琛却早已从丈夫的神态中看出来。她伤感地说：“启功，我们都结婚43年了，要是能在自己家里住上一天，该多好?选”是的，都43年了，他们一直借住在亲戚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第二天，启功开始打扫房子，他决定马上搬家。傍晚，当他收拾好东西赶到医院时，妻子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妻子走后两个多月，启功搬进了学校分给他的房子，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怕妻子找不到回家的路，便来到妻子坟头，喃喃地说：“宝琛，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你跟我回家吧。”回到家里，启功炒了妻子最爱吃的几个菜，他不停地给妻子碗里夹菜，当妻子碗里的菜多得往桌上掉时，启功趴在桌上失声痛哭……

孑然一身无子女生前自撰墓志铭

启功一生无儿无女，妻子去世后，他一直过着孤独而清苦的生活。他把卖字画和稿费所得的2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了北京师范大学，而自己却住在简陋狭小的房子里。每年的清明节，他都坚持去墓地“带”妻子回家，他对身边的亲属说：“要是我走了，就把我与宝琛合葬在一起。我们来生还要做夫妻。”

悲愤间，启功写下了在书报杂志和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那首看似戏言的《自撰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随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园，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自·述

我是雍正九代孙但不姓爱新觉罗。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族人，属正蓝旗。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族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我虽然不愿称自己姓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是乾隆皇帝的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我从实践中总结了七条忌讳，或者说社会阻力容易带来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容众。简而言之，前三条是出自社会权威的压力，后四条是源于鉴定者的私心。

生·平

启功，姓爱新觉罗，字元白，满族，生于1912年7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启功受业于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中国历代散文、历代诗选和唐宋词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他执教六十余年，在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国家培育了一大批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人才，设立了“励耘”奖学金。

启功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书画家，他的旧体诗词亦享誉国内外诗坛，故有诗、书、画“三绝”之称。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书画专集、诗词专集陆续出版，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好评。近几年，又先后赴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香港、澳门等地区举办书画展，取得了很大成功，为国际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启功还是我国的文物鉴赏家和鉴定家，对于古代书画和碑帖的鉴定尤为专精，独具慧眼，识见非凡。他曾受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的委托，主持鉴定小组，与其他几位专家一起，对收藏在全国各大城市博物馆的国家级古书画珍品，进行了全面鉴定和甄别，为国家整理、保存了大量古文物精品。

启功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汉语现象论丛》《论书绝句》《论书札记》《说八股》《启功书画留影册》等。中新

顽·童

启功偌大年纪仍然保持一颗童心。他爱跟孩子们相处，见到孩子他的双眼就充溢着爱恋之情，自己也变成了小顽童。不是摸摸孩子的头，就是抱起孩子亲，再就弹小脑壳儿，孩子叫他一声“爷爷”，他就高兴得闭不上嘴，甚至把孩子逗哭了，他也咧着嘴笑个没完，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听小孩哭或笑，就是听一首诗、一首歌，这是最美的音乐。”启功先生还特别喜欢动物。他的客厅、卧室中，触目可见者，除书画外，就是各式玩具的小动物。无论熊、狗、兔，还是猫、虎、鹿，一个个全都瞪圆了天真的大眼睛，好奇地望着他，令人顿生温柔怜悯之情。启功戏言道：“动物比人可爱。”摘自《启功杂忆》

轶·事

由于启老的书法是难得的墨宝，所以假冒的作品就大量产生。有个铺子就是这种“作品”的专卖店，标价不高。有人看了问店主：“是真的吗?芽”店主也痛快：“真的能这价钱吗?芽”后来启老听说了这件事，亲自来到了这个铺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细。有人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芽”启老听了，微微一笑说：“比我写得好。”过了一会儿，启老又改口了，“这是我写的。”事后他解释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再者，他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来找我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吗。

启老丧偶多年，一直没有再娶。他老伴临终时，说启先生一定要再婚，启先生就跟她打了赌，说看看谁能赢。一次，启先生住院了，半夜里突然坐了起来，连声喊道：“我赢了，我赢了?选”一个学生正陪着他，忙问：“您赢什么了?芽”启先生就把和老伴打赌的事说了一遍，然后说：“我现在快死了，没有再结婚，这不是赢了吗?芽”学生也不是等闲之辈，马上接过话头儿：“‘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您这才到哪儿呀?选”启先生听了哈哈一笑，躺下又睡了。

有个自称气功大师的人，发功给他治病。在离启老十几步的地方张开手掌问：“有感觉吗?芽”启老摇摇头说：“没有。”他往前走了几步，又问：“这回呢?芽”启老还是说没有。他又走前几步。启老还是说没有感觉。最后他把手按着启老的膝盖问：“这回呢?芽”启老说：“有感觉了。”那人高兴了：“什么感觉?芽”启老轻轻点点头说：“我感觉你摸着我的腿了。”

有一次，有一个人找到启功先生，说自己家里穷，亲人住院，求字卖钱，启功先生毫不犹豫送了他一幅。这人拿着字，得意忘形，在外面说露馅了，根本不是家里穷，亲人住院，启功先生听说后一笑置之。

启功夫妇 那坚守70余载的爱情

2005年6月30日，93岁高龄的启功走了，带着他对妻子的一往情深。在他谢世当天，启功对妻子章宝琛那份坚守的70余载的爱情，再次成为人们追思和回味的热点。

一场美满的“包办”婚姻

启功在自己的口述回忆录里这样介绍自己的妻子：“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

我习惯地叫她姐姐。”就是这样一个姐姐，从1932年与启功结婚之后，一直是他艰苦生活的最大支持，

她“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还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

2001年，南方有家知名杂志对启功夫妇的爱情故事进行了报道，但记者在报道里把启功与妻子的相

识、相恋写得非常浪漫。而这却让启功有些不快，因为这并不是他真实的爱情。

“启老和夫人的婚姻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浪漫恋爱，只是一场那个时代再普通不过的‘包办婚姻’。”

启老生前的贴身弟子和秘书侯刚道出了实情：“不同的是，这场婚姻是幸福的。”侯刚对启功夫人的评

价是：“一个文化不高，但非常贤良的女性。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淑女’的典范。”

一起走过“黑夜”的知心人

就是这样一个识字，但却文化水平不高的女性，陪伴着启功走过了最为坎坷的人生旅途，给他无限鼓

舞的同时，也给了他无限的感动。

作为一个旁观者，侯刚最感动的还是师母在“文化大革命”为启老抢救12幅“经典画作”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时期，启功受到审查，为了不招致更多的麻烦，他将自己的很多旧作能烧的都烧掉，能

毁的也都毁掉。而这时，妻子却冒着“惹火烧身”的危险，偷偷地将最能代表启功国画风格的12幅作品

用牛皮纸裹着，藏了起来。

直到1975年，章宝琛在离开人世前夕，才将这个多年的秘密告诉了启功。妻子去世之后，启功把这

些画作重新装裱，并在这些画作的旁边都题上了诗句，他给这一套字画命名为“二十痛心篇”。

与妻子生前赌了一把

在妻子去世之前，启功与妻子曾经打过一赌。妻子临终前调笑说：“如果我先死，你一定会在大家

的撮合下再找个老伴儿。”而启功却坚持自己绝对不会，为此两人决定打赌。

1975年妻子去世之后，有很多的朋友、熟人、亲戚都希望能给启功再找个老伴。但每次都被启功婉言

谢绝，为表达自己不会再找老伴的决心，启功干脆把家里的双人床撤去，取而代之以一张单人床。后来

，身体状况日下的他还专门为此作了一篇小文，名曰：《打赌歌》。文中，他这样写道：“郑重宣称前

赌今赢足使老妻亲笔勾销当年自诩铁固山坚的军令状。”

启功生前在自己口述这段历史时这样说：“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但我宁愿一个人，也

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这样我孤单一人生活到现在。”（张显）

1．“盘子不是永远向上盛东西的，立起来也可以当小车轮子用。”

在治学之道上，启功先生有两条铭心不忘的收获：一是对古人的成说，不可盲从，不可轻信；二是学

问不是死的。启功先生每逢和他人谈到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理解时，常用这个比喻。

2．“我不禁要自问一声：我哪儿乖啊？”

1995年11月的一天，数十位学者会聚在北京师范大学，讨论启功先生的新著《汉语现象论丛》，对这

部著作给予高度评价。讨论结束前，启先生站起来，微躬身子，认真地说：“我内侄的孩子小时候，他的

一个同学常跟他一块上家来玩。有时我嫌他们闹，就跟他们说，你们出去玩吧，乖，啊？如此几次，终于

有一天，我听见他俩出去，那个孩子边下楼边很有些不解地问：那个老头老说我们乖，我们哪儿乖啊？今

天听了各位的发言，给我的感觉就像那小孩，我不禁要自问一声：我哪儿乖啊？”

一则故事，一段比兴，传达了谦虚，暗和了感谢，表现出风趣与幽默。听完这最后一句，静静的会场

里伴随着欢笑，响起热烈的掌声。

3．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这是启功先生为北京师范大学拟的校训。它不但紧扣“师范”二字，而且包含了学与行，理论与实践，

作学问与做人，做一般人和做老师等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八个字生动地、带有诗意地道出了师范院校办学

的深刻理念，使校训亦具备了大师级的品格气度和人文精神。此训一出，全校师生莫不首肯心应，欣然奉

命，并敦请启功先生赐墨勒碑。

4．入学初识门庭，毕业非同学成。涉世或始今日，立身却在生平。

这是上世纪90年代末启功先生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班题写的六言诗。从“入学”与“毕业”两词看，

前两句更强调“学”，而“涉世”与“立身”则更强调“行”。其中心思想在强调学与行的终身实践，

这从“入学”、“毕业”、“今日”、“生平”几词的连用上即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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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谈书法学习
记者：启先生，您好！首先感谢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采访，您是我们书法界的老前辈，学问、书法享誉海内外。能不能先清您谈谈您是怎样走上学书、治学这样一条道路的?

启功：感谢《书法》杂志和各位朋友对我的关心。老前辈、学问、书法如何如何，我不敢当。我一直认为，我够不上一个书法家。我的职业是教书，写字、画画都是业余爱好。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我祖父能画些写意花卉，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受了祖父的熏陶。因为常看到他老人家拿着笔，花鸟虫鱼，草草几笔而成。那时我想当个画家挺有意思的；后来就拜贾义民先生为师。贾先生博通画史，对于书画鉴赏也极有素养。常带我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的古书画；后来又介绍我认识吴镜汀先生，跟吴先生学。学了一段，挺有长进。慢慢就有人求画来了。有一次，一位长亲命我画一幅画，说要装裱后挂起来，我感到很光荣。但长亲又说："画完后你不要落款，请你的老师题写。"那意思是说，我的字太差，这对我刺激很大。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写好字，给自己争口气。这样，一辈子就跟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承恩师陈垣先生的提携，在辅仁大学教国文，研究诗词、韵律、文法。抗战胜利后当过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负责鉴定古书和文物，也在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兼过教授。解放后又参加过《红楼梦》程乙本注释、《清史稿》标点。这些都是对我一生很有意义的经历。因为学海无涯，每一个工作都促使我去学习、研究，这样我也就在文史、文物、书画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不敢说有多少成就，一辈子都在学倒是真的。学问方面是这样，书法方面也是这样。

记者：您学习书法是从哪里入手的?能不能请您在这方面具体谈一谈?

启功：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一首诗，收在了前几年出的《论书绝句》里，第四首是这样写的："先摹赵董后欧阳，晚爱诚悬竞体芳。偶作擘窠钉壁看，旁人多说似成王。"诗后边我作了说明：我六岁入家塾，最早学的是先祖自临的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蒙着帖照着写。后来十一岁见到颜真卿的《多宝塔碑》，略识其笔趣，但那时对笔法理解还很肤浅，谈不上学书。二十多岁时得到赵孟钍椤兜ò捅罚乇鹣不叮Я艘欢问奔洌怂滴业淖窒裼㈧阏５笔蔽已Щ没箍梢裕饪钭帜芽础Ｓ谑茄Ф洳眯醋中衅橇Σ恍小：罄吹玫铰拚裼癫亍端瓮鼐懦晒肪”荆恢撬稳酥乜痰模迦蠓屎瘢衔秽茨＃谑侵鹱忠岳焦赐囟澳≈馐俏已榈拇蛑基功夫。以后杂临碑帖以及历代名家墨迹，其中又以临习智永《千字文》墨迹时间最久，下功夫最深，学得也最苦。要说学习的经验，我觉得写字要做到"骨肉不偏"，很难。为了增强字的骨力，又临《玄秘塔碑》若干通。这样经过几年努力，偶尔给人用楷字写对联，人见了就说我的书法是学乾隆时的成亲王的，实际上成亲王的帖我一次也没有临过。

记者：清代书法家梁山舟与张芑堂论书，曰"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看次之，多写又次之"。晚清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又加以"二要"："一要品高，二要学富。"您觉得一个人要在书法方面有所成就，应该怎样设计自己的道路?这"三要"、"二要"，应该以哪个为先?

启功：这五种啊，后两种我都不配。 "品高"我不配，我不配谈品高，我也不配谈学术有什么收获。那前三种我是这么想：多看、多写是真的。张芑堂说第一要天分。这个天分就很难说了?有人很笨，写久了也能成他一个规格、体势。多看是重要的，多写也是重要的。无论如何，眼睛老看，手老写，看得丰富极了，他也就可以随便批评谁对谁不对了。当然那个对不对的内容，他说的就未必对了。你想想，各人一个手法，各人一个习惯，他说不合他那个习惯，就不对，那恐怕也不合适。所以我觉得还是得多看多写。多写多看这才重要；但是只多看多写还是不行，我觉得还得多临。拿那个古代某一家的方法，他那个结构、位置很重要、我是这么想的--这是我个人一个不成熟的感觉-- 我曾想，写字有三个次序：把一个字拿来，鉴赏一个字，比如是"天"或者是"三"，简单的笔画。眼睛看着，手底下笔写着，写完了并不好看。第二就摹着写。薄纸铺在帖上头。现在更方便了，有塑料薄膜，蒙在帖上，不致泅到帖上。按着笔画写。第三，就对着字帖再写。经过这三个，就截然不同了。我这是笨办法。我觉得临也很重要，光看恐怕不解决问题。
另外，我觉得梁山舟、张芑堂、杨惺吾三家论学书入门，有一个不足的地方，都是偏向"神"，这是不全面的。如果一个学书的人对字的"形"尚不熟练，怎么能看其"神"?所以我以为，学书入门似宜先熟记其"形"。记"形"的方法，应该先记其形状、长短。如某字某笔长、某笔短，什么角度，什么方向，等等，实际上书法问题，在基础阶段，都是很细碎具体的东西，你会了就有模样，不会就没模样。所以初学的儿童，应该先写"照格"，蒙着写；后写"背格"。熟悉了，再看帖写字。如果初学的识字不多，即要求其看"神"，问其神要行要坐，还是要飞，恐怕未必能说得出来。拙见以为，入门者（只论初学，不论年龄），先看帖上一个字，即仿写一个字；二用透明纸罩在帖上描写一次；三，再对帖临写一次。如此写上一段时间，而逐渐记住某字某笔长，某笔弯弯曲……字的形状逐渐熟悉记住，这样入门，从"形"到"神"（全貌）就逐渐可以了然。

记者：古代书家谈学书、临帖，很多人说先要"入帖"，然后再"出帖"，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启功："入帖"、"出帖"前人确实谈得很多，但有些说法过于绝对化。我觉得"临帖"如同写静物、画石膏像、画模特儿，没有什么秘密。眼手相应，日久熟练，并无神秘可言。一个文盲，签字时他只能画"十"字。三个文盲同时各画一个"十"字，一定是既有相同，也都互相不一样：他们三人都能写出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 "十"，是因为有一个标准的"十"在大家心中，大家都照着心中的这个标准写，这就是"入帖"，但每个人总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互相不一样，有个性风格，所以 "出帖"也是自然的。我过去曾讲过，"临帖"要完全达到和古人一样是很难的，不"出"也得"出"。学一点古人的，在达不到的地方，自己想办法变通解决，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慢慢的个人的特点也就有了。很多书家的风格实际上就是这样形成的。

记者：您的《论书绝句》里面还有两句诗，说"透过刀锋看笔锋"、"半生师笔不师刀"。这里的"师笔"、"师刀"怎么理解，您能否作一些解释?

启功："师笔"、"师刀"不是什么"神话"。从前没有摄影、影印，碑上、帖上的字都是刻出来、拓出来的。一个笔画，至少要上下左右四下而刻成，让人看了觉得是方块，实际上在写者只是一抹而成。近人便说古人用"方笔"，不用"圆笔"。又说古人用笔按"八卦"方向，有"始艮终乾"之说。这是用锥形毛笔画出方形笔画，这样写字，每笔描成方形，不应是运笔写字的常道。一块碑上几千个字，如果每笔都这样画，那多么久远才能写完呢?我们看古碑"笔道儿"刻成方块形状的字，要看笔道儿之间的关系、方向、斜正、距离，把它们背后的笔法看出来，它们多属一挥而成的一笔，而不是一个方块。这就是我的"师笔"不"师刀"的意思。我以为书法是毛笔书写的艺术，刀刻是不得已的变通手法。所以说"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正确的笔法，应该在笔写的书迹中找；看刀刻的碑刻，要透过刀法看笔法。而不要见了矫揉造作、毫不自然的刀刻效果，以为这就是古人笔法。

记者：赵孟钣幸桓鲋鄣悖"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您怎么看这两者的关系?

启功：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用笔与结字，哪个重要?我认为结字重于用笔。理由很简单，"用笔"管的是笔画的形状问题，"结字"管的是整体的效果问题。一个字笔画不够标准优美，但摆好了，这个形象还能凑合过得去；如果笔画局部都很优美，但摆得东倒西歪，那能不能成字都将成为问题，还谈得上什么美?王羲之的书法是历史公认好的，但如果我们把帖里的字剪一个出来，把笔画分别铰开，随便一摆，那还能是王羲之吗?所以"用笔"和"结字"问题，虽说两者不可偏废，对书法学习来说，我认为还是应该以"结字"为先。尤其是初学者。以我个人的体会，"结字"是有规律可循的，掌握好了可得事半功倍之效。一是字的比例，漂亮的字几乎都存在一个五比八的规律，这正好和西方艺术理沦中的所谓"黄金分割率"相合。这是通过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可指导每个字的书写。二是注意字的重心，一般说来，造型优美的字，重心不在字的正中间，而在中间偏左上方一点的位置，这是因为人们的视觉误差和审美习惯造成的。这一规律也非常重要，决定汉字形象最终能否写得优美。

记者：启先生，以前我在报章上曾看到，说您谈到书法学习，曾提出学书要有"三问"，对初学者很重要。这是您个人学习心得的总结吧!

启功：其实也是前辈的教训。"三问"是"问人"、"问己"还有"问墙"。所谓"问人"，就是在初学的时候，要经常找机会向身边的前辈或书家请教，问一问他们的心得，吸收他们的经验。尤其是那些有丰富经验和独到见解的老前辈，他们的话语重心长，要认真地领会、严格地执行，不要马虎、随意，自作主张。随着时间的推移，问的人多了，见的广了，过个三五年，自己的认识也提高了。这时就要多动脑筋，问一下自己该怎么写，自己感觉怎样好就怎样写，即所渭的"问己"。再随着时间的推移，应当把字放在墙上看看，看看能不能撑得住墙。有句老话，叫「字怕悬」，在下面写的时候看着挺好，放在墙上看就不大好啦。这时候你就要想法纠正这种差别。此后，你还要经常请别人看看墙上的字如何，是否符合大众的审美要求。大家说好的地方可考虑保留，大家说不好的地方就应该考虑修改。这样反复地修改练习，就会和书法应有的规律相吻合，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字的规律写，慢慢走向成熟，成为有造诣的书家。这就是"问墙"。

记者：书法史上很多书家把"德"、"学"作为书法艺术的内在要求，但历史上确实不少大学者、儒学大师书法一般。怎么理解这一矛盾现象?在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的社会条件下，书法家应该怎样立身处世?

启功："德"和"学"每个人都要讲求，但这是社会问题、道德问题，与艺术方法不是一回事。宋代的蔡京、秦桧是坏人，但他们的字写得很好。后来的朱元璋、袁世凯，写得也不坏。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大家也向他们歌功颂德。假如拿出他们写的残纸片，大家不知是谁写的，那又怎么评论写这字的人是好是坏呢?写字的人，多半是知识分子。既是知识分子，就要知道仁义道德。所以书家讲道德，理所应当。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但做人的基本原则总还是不能丢，总不能把礼义廉耻都扔一边。这不仅仅是对书法家的要求，对整个社会都应如此。写字与德、学是两个问题。这好比我们世俗的人见一个僧人，先问他是否吃肉喝酒，如吃肉喝酒就认为他不算好和尚。其实佛释迦牟尼出家后，每天挨家乞食，也没听说佛乞素食。佛不专乞素食，难道就是假佛吗?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启先生，能否请您谈淡对近二十年书法发展的看法?

启功：近二十年书法的发展，我不知道。通行篆书时代的人，无法预知汉隶的通行，汉代的人无法预见真书、草书的流行。五十年前的人无法知道今天的简化字。我们不是神仙，不能知道未来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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